但是一些老干部倒很同情我的处境。出版界的元老王益同志，多次想办法帮我走出困境。另一位元老陈原同志，在精神上十分支持我。当我有难处时，他会用外语对我说些鼓励的话，告诉我一些办法。我最愿意听他同我讲世界语，因为那时周围的人都听不懂。
陈原等人那时最关心的是《读书》杂志。这是他们那些老革命出版家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理念改变的具体体现。于是，在新三联书店五个狭隘的办公场所中，我去得最勤的是东四六条的《读书》编辑部。在那里我发现，《读书》联络的学人最多，用《读书》的名义对外联系收效最快。于是，我学习当年三联张梁木先生的办法，不断亲自找有学问的作者讨教。我当时还采取了一个新办法：多同海外的学问家联络。这是出于几个原因：第一，不大有出版社注意这个稿源，专业同台湾联络的出版社当时还没有成立。第二，海峡对岸的文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比较深广。
总之，三联书店脱离“凌迟”状态后，我干了10年。这10年，我除了盖了一个大楼，还真说不出多少业绩。只不过，我利用当年的有利条件，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知道分子”。我今天能够跻身文坛，靠的就是这些“知道”。年迈无奈，应朋友之请把一些“知道”的资料编印出来，向读者陈明真情，第一本，是为《师承集》。
《师承集》 沈昌文著 海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