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监听门”事件持续发酵。10月24日，英国《卫报》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监听35个国家领导人的电话通话。10月27日，德国、法国等21个国家商讨向联合国提议，对针对外国“不分青红皂白”的监听行为进行谴责。“监听门”事件背后，是各国激烈展开的一场无声暗战。
因战而生的情报活动
情报活动伴随战争的产生而产生，为了满足战争需求而不断发展。从古埃及的冷兵器时代到一战期间的热兵器时代，国家决策者和军队将领大多依靠使用间谍等原始手段获取情报。
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情报搜集手段和传输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无线电技术侦察、雷达侦察等陆续应用于作战，并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关键性影响。一战中，英国海军成功破译德国外长齐默尔曼的电报，揭露了德国为避免美国介入欧洲战事，企图挑起美国同日本和墨西哥之间战争的阴谋，直接促成了美国参战。
二战期间，英德之间的雷达战、德苏之间的情报战以及诺曼底登陆中的情报对抗使情报斗争空前激烈。航空技术、光声电技术、密码技术被直接运用于情报斗争。据统计，二战期间大约80%的军事情报都来自于航空侦察照相。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情报活动的空间由陆、海、空延伸到太空，侦察卫星开始在战争中崭露头角。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利用美国侦察卫星拍摄的照片，发现大苦湖地区埃及军队第二、第三集团军的结合部存在7～12公里的间隙，果断决定在埃军结合部穿插突击，形成对埃军的合围态势，夺得战争主动权。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大批量运用先进侦察技术，多种情报力量密切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战场单向透明”，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正是由于在战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二战以后，情报活动从为战争服务扩展至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服务。在政治方面，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和评估其他国家的战略政策、政局动向、发展趋势，能有效确保国家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经济方面，情报活动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日本九大综合商社在世界187个城市设有800多家分支机构，重点搜集各国政治经济情报，每天发回日本的邮件达上万份。在外交方面，情报活动充当着摸清对手底牌、取得谈判和斗争主动权的角色。1995年11月波黑战争后期，为了促使塞族同意划分的领土比例，在谈判中，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展示了一幅反映塞族武装的力量分布、主要阵地等信息的卫星图片,向米洛舍维奇施加了强大心理压力，最终迫使南联盟让步。
军事情报仍是重中之重
虽然世界主要国家不遗余力地加强各个领域的情报活动，但军事情报始终是各国情报活动的重中之重。《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军事情报机构每年的情报预算都维持在数百亿美元。2013年，仅国家安全局就申请了105亿美元，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规模资源、能力手段与行动数量可见一斑。
进入新世纪以来，军事情报在满足军队日常战备建设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将联合作战支援作为情报活动的焦点，并注重情报在实战中的运用。
一是多种力量跨域联合，形成体系优势。现代联合作战的复杂性决定了情报支援力量构成的多元性。战争中参与支援行动的情报力量，既可能涵盖各军兵种所辖的情报力量，又可能包括国家战略情报力量，必要时还可能得到国家政府部门甚至民间组织和团体的支援。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一方面动用90多颗侦察卫星、100多架专业侦察机，形成远、中、近侦察网络；另一方面，向作战地域派遣多达1万余人的特种作战部队，深入伊全境，广泛遂行特种侦察等任务，形成全方位的情报侦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