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彭斯专门就中美关系发表了极不友好的攻击性、否定性演讲，国内一时间舆论哗然，有人担心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新冷战”。笔者认为，理解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但要看中美关系本身，还要放在变革中的世界秩序这一视野下去审视。
过去30年的政策检视
中美建交近40年，可谓一波三折。从最初“准同盟”性质的关系，逐渐走向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如今，判断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为时尚早，但出现新的转折点已是事实。中美关系正进入“新阶段”。
从建交到上世纪80年代的绝大多数年份里，因为共同的安全威胁(即苏联)，中美之间属于事实性同盟关系。但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戛然而止。大调整必然带来中美关系的大动荡。因此，上世纪90年代初，携冷战胜利之威的美国信心满满地要改造中国，把经济关系与人权挂钩，每年在人权问题上刁难中国，惹得“中国人不高兴”。秉承“韬光养晦”的中国最终把中美关系带入正常的国家间关系。
正如彭斯在演讲中所传达的信息，美国因未能改变中国的制度和道路而恼羞成怒。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国内就中国政策进行大辩论，两派一致认为过去美国的对华政策失败，彭斯演讲所传达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共识”。既然过去30年的政策是失败的，无疑要对中国采取新战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必然走上建交以来的“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里，美国并不必然要放弃很多领域内的“接触”政策，但是“战略围堵”的成分会加大，比如在新近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里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预计，类似的“围堵”设计将不会是个案，美国所谓的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所禁止的中国投资项目将会更多。
就算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并开始“围堵”中国，美国精英态度的转变并没有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根据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2018年的数据，在1994-2002年，美国人视中国为威胁的比例高达57%，之后开始回落，2012-2014年间是41%左右，2015-2018年则是39%。可见，尽管民意可以动员并发生重大变化，但美国目前的民意基础不支持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政策。不过，美国精英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策大转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危机加剧的焦虑感
考虑到世界秩序正处于大变革中，美国采取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的政策也不是不可能，最严重的有可能在特定区域，比如在南海搞军事冒险主义。二战之后美国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所谓“自由世界秩序”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设计新的国际机制以取代联合国;受制于美国国内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与时俱进地改革，迫使中国另起炉灶而建立了“亚投行”;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一个又一个多边机制，并把国内法凌驾于WTO之上。也就是说，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几大国际制度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之中。
更严重的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危机，是由于作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危机而导致的。美国已经宣布不再奉行价值观外交，这是因为不但价值观外交招致一系列失败，诸如乌克兰分裂和内战、“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大批转型国家的无效治理，即使是美国国内和欧洲国家，也都因为所谓的“普世价值”而困难重重。
从美国国内的危机到“自由世界秩序”的危机，都使得这个秩序中的“核心国家”处于焦虑之中。在自己陷于危机之时，曾经贫穷落后的中国却悄然崛起，所以中国正常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行为，比如南海岛礁建设被诬称是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行为。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威胁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这是“西方的兴起”后经过几个世纪而建立起来的、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主导世界政治结构，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一个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显然，世界秩序的危机加剧了美国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焦虑情绪会带来非理性行为，正如彭斯演讲歪曲很多历史事实而对中国进行否定性评价。
对“新事物”做好准备
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相比，这次中美关系的大调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正处于冷战刚结束，美国的自信心爆棚;而中国开放刚十年，国力羸弱，美国自信自己能控制中美关系的走向。但这次，美国正处于危机所导致的焦虑时期，而中国远非30年前之中国。力量对比的大变化意味着，围堵心切却因无力感所产生的焦虑情绪和行为，可能使美国的行为具有更多的非预期性。
就中国而言，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能力和工具去应对新挑战，此时最需要的是理性和耐心，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同时，也要习惯一些“新事物”。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都是以合作为主，以后或许不得不习惯“以对抗代替合作”的新关系，做到斗而不破。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认识到，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直到形成一个稳定的“新阶段”之前，“新事物”带来的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已经大大增加。(杨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