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经可染先生介绍，我带了一批画拜访了刘海粟和林风眠先生，他们都很喜欢我的画，也都觉得我的画风与中央美院大有不同。后来，我又去了广东专程拜访陈寅恪先生，中学和西学研究精深的他，对年轻人也很坦诚、热忱，每一个问题的解答都让我心悦诚服。
这些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很深的对中国文化的信仰，这影响了我后来的艺术实践和学术主张。
1982年至1996年我在美国生活，访问了一大批美国当代优秀艺术家，见证了他们宣布雕刻绘画死亡的过程。回顾中国近百年的美术教育之路，我觉得基础教学不能只以希腊雕刻为范本，以西方艺术成果为榜样，而完全丢弃我们自身的审美观念和绘画语言。我们应该从以西方为师转变为以自己的文明为立足点，走中国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
2004年，我提出重建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我认为，将中国古代青铜器、雕塑、绘画、壁画以及书法等经典之作，复制作为教材，足以建构一个完整的基础教学体系。2010年，这个课题得到教育部与文化部大力支持。目前，教材复制和相关研究都在进行中，我希望能够边做复制，边进入教学中去做试点，让更多师生参与，以获得更多的可行性办法和经验。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用我有限的能力，把这件事起好头，然后交给中年和青年一代，他们才是中国新的艺术教育的完成者。
中国美术要兼容天下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王 镛
我主要从事印度美术史与中外美术交流史研究，作为新中国中外美术交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的专业随着国家事业的发展而发展。
上世纪50年代，西画教学主要参照苏联模式，但学生很少看到苏联绘画原作，西方美术图书也很少，傅雷翻译的丹纳的《艺术哲学》，是我当时了解西方美术史的最佳读物。
1967年我从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1978年考取了北京大学南亚所研究生，并在原南亚所所长季羡林先生开设的印度艺术专业学习。当时西方美术图书翻译层出不穷，来华艺术展览络绎不绝，但东方美术研究仍属冷门。1983年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后兼任《中国美术报》外国美术版编辑。其间，我不仅系统介绍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和后现代艺术，而且注意介绍埃及、伊朗、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艺术。我认为，每个国家的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东方文明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艺术经验，尤其值得中国当代艺术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