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陆的首个个展于198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开幕时，大陆画家对我说：你的吸引力真大，中国画几大派系的画家都来了。中国美协原本只为我安排了北京和南京两地的展览，结果却在3年内巡回展出了18个城市，相信这使我所主张的水墨现代化的观点有了相当程度的传播和发扬，也为两岸艺术交流扩大了影响。
展览期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三场讲座，在第三场“水墨画的新技法”演讲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画家要能经由实验而有所创造，所以画家的画室不是制造绘画的工厂，而是实验室。这一观点也影响到大陆实验水墨的发展。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两岸三地、在中西艺术的天地里不断穿梭、反思和探索。为促进两岸现代水墨的全面交流，除了个人展览与讲学之外，近些年，我还努力多次促成两岸现代水墨交流展，在两岸与国际巡回展出。日趋频繁的文化交流，不但加深了两岸文化艺术界的相互了解，更激发了两岸艺术家的创新能量，这股能量酝酿至今，使得当代水墨在中国艺术界占据一席之地，更吸引了国际艺坛的关注。
如今，国际学者纷纷对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国际艺术收藏机构也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当代水墨，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水墨在世界各地展出。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当代水墨已受到国家的支持和国际的肯定，它的创新和中国画的复兴，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有着重要的作用。
立足自己的文明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袁运生
1955年我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那一年，全院国、油、版、雕四个系仅招收20人。
回忆那个时候的教学，韦启美先生是我们的教员，李可染先生是辅导老师。可染先生带我们去故宫绘画馆参观，还带我们去拜访齐白石。这些经历像一颗种子深深种在我的心里。
记得二年级，我在走廊整理画，巧遇吴作人先生，他问我是哪个班的，后来他很关注我，并约我到他家看画，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老师与学生的情谊有多深厚。四年级，我进入董希文工作室学习，他跟我们一起画模特，言传身教。他要求画对对象的感受，即兴地表达对象气质，从不教具体方法，这与当时流行的苏派教学完全不同，而我更喜欢这样的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