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国内首个美术史系在中央美术学院正式成立，我有幸毕业后回国在此任教，直到今天。如今，我国不少高等学府和艺术研究机构也已设立这门专业，美术史、美术理论和批评队伍不断壮大，基础理论研究受到重视，外国美术史的介绍和研究有很大进步，美术批评十分活跃。
新中国成立65年以来的美术成就，离不开我国几代史论家和批评家的辛劳奉献。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群众性的美术创作和提高性的高雅美术都得到了大力扶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优秀的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以数以百万的印量发行，这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罕见的，以王朝闻和蔡若虹先生为代表的前辈评论家们功不可没。王朝闻当时发表的《一以当十》和《喜闻乐见》等文章，科学地阐述了艺术创作原理并辩证地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说明艺术创作要适应观众欣赏水平，也要引导和提高他们的欣赏趣味，而不应为迎合观众丧失其应有的品格。这些精辟见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内的美术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1982年，我参加中央文化部美术教育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眼花缭乱的美术作品面前，突出的体会是我们既要开阔视野，广为借鉴，但更要根据国情适当吸收，不能盲目引进，东施效颦。当时我撰写了文章《要走自己的路》，一直作为自己工作的座右铭。
中国现代美术如何获得民族气派和时代特色，是美术史论界一直探讨的课题。通过反复学习和讨论，我们坚信，一切创新都必须遵循艺术规律和原理，以心、眼、手相结合，表达出人的思想情感，这样的艺术创造决不会随着任何新观念出现和科技信息革命而泯灭。
作为美术史论工作者，我为能参与我国伟大变革时代的美术事业建设而自豪，并深信走自己路的我国美术理论和创作有广阔的远景。
跟随时代前行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刘大为
受祖父影响，我从小喜爱画画、书法，1963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美术教育。当时各种各样的“运动”层出不穷，虽然耽误了不少课堂学习时间，但能够拿起画笔画画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因此我特别珍惜每一次创作机会，无论对中国画、水彩、油画，还是年画、连环画等都有涉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