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光明日报社出版的《中国足球百年照片珍藏》不完全记载：与香港队赛后，25辆汽车(其中多数是外国机构汽车）玻璃被砸坏，车身砸凹；数十个垃圾桶被原地推到；数十辆公交车玻璃受损；一座交通岗亭玻璃被打坏；东四十条地铁站少数玻璃受损。也由此，这场因输球导致的球迷骚乱，在中国足球历史上被定格为“5·19事件”。
回到宿舍的曾雪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他跟队员说：“比赛输了，没关系，大家也别灰心，以后还有这样的比赛呢，这场输球不赖你们，主要赖我。”在杨朝晖印象中，那场比赛后，曾雪麟一夜白了头。
两天之后《体育报》在头版摘录了若干封球迷来信，矛头多半直指主教练，认为其临场调度和指导思想有问题。中央实验话剧院编剧、导演艾长绪在信中写道：“赛球和演电影一样，必须有个好导演，否则光有好演员也不一定能演出好戏来，足球队的教练和导演一样。球已输，难以挽回，但经验教训何在，一定要弄个明白。”
球迷张宏图那时17岁，在工体见证了惨败的他每天放学都会去队员住的宿舍楼看一眼，“门口人都满了，有人提溜着酒瓶子，拎着铁棒子。得有六七百吧，一直在那堵着，让曾雪麟出来给大家个交代”。
曾雪麟不敢出去，也出不去。两天之后，训练局副局长年维泗出面跟球迷代表谈，试图平息愤怒。四天后，国家队对惨败的官方总结见报——《沉痛的教训我队受挫于香港队的原因》：“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二、战术单调、技术不精”，“三、临场指挥不力”。5月29日，曾雪麟抽完了房间里的最后一颗烟，出来跟队员说：“大家都收拾收拾，国家队解散了。” 又过2天，5月31日，曾雪麟递交辞职报告，历时780天的“曾家军”时代就此终结。
国家队的“账”是算完了，但曾雪麟的“还债”生涯才刚刚开始，即便他在一周时间做完一辈子的检查也不算。球迷给他寄去刀片、绳子，甚至就连洗澡，老曾都要带着球员当保镖。家里的窗户，不知道被球迷们用石头砸碎了多少次。曾雪麟30年后还在感慨，“我30岁开始当主教练，从天津队到北京青年队到北京队再到国家队，整整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