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走在时代的前面？
崔健：走在时代的边缘，前面和边缘是两回事，我不是先锋，先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心的、居高临下的、被别人推起来的感觉，我是边缘，边缘有自己的优势。举个例子，照相机的三脚架立起来的时候必须要三个点。别人想拔出来，改变他的位置，不可能三个腿一起拔，必须一个一个的，我是单独发力的，我不是中心。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没有你需要的互动？
崔健：中庸就是三脚架中间的这个点，中庸是靠极端立起来的，没有极端，中庸是不存在的。其实保持平衡，三个点都得发力。极端越好，就越有活力和动力。
中国现在就是缺乏活力，我就是其中那个有活力的人，我愿意做的是这个分子，我总在一个位置想办法发力，等我发得起力的时候就找问题，我没有互动的热情是因为我发不起来了力，这个脚是软的，另一个脚又是软的。
一个发力的东西是你知道你要干吗，就是你要有愿望，你发现你周围的人都没有愿望，欣赏你的人也没有愿望，就像长期做一个广告，挣钱了但是没有意思，不是一个真正的发力，真正的发力是你又做了贡献了，你又得到了互动。这个时代没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就还可以等，我不着急。
中国新闻周刊：电影也是你的发力工具？
崔健：是的，电影和音乐都是我的孩子。
中国新闻周刊：电影里，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发力点、互动什么？
崔健：《蓝色骨头》和《迷失的季节》其实是一首歌，但是《迷失的季节》讲的是我们这代人，或者更老的人，《蓝色骨头》讲的是新的一代。电影里讲的是一个孩子唱这个歌的时候，他妈妈听到了，就觉得只有《蓝色骨头》能够帮助母亲这一代找到迷失的季节。
季节这个词在英文里有时空的意义，抽象地去理解，有的季节可以轮回，有的不能，但是他是一个时空，不是历史也不是现在。这个时空就是一个季节，我们能不能把它找回来，有没有信心。
电影里这个孩子之前有担心、自卑感，发现不属于这个时代，与它格格不入，虽然他很聪明，有能力做音乐。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你站在一个80后的角度去创作的？
崔健：我是代表80后写的，但是是我的视角，我已经发现80后，我们的演员有改变，发力点多了，自信了。我希望我的观众看了电影之后，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力点。我的希望是这一代人能理解，单纯的孝顺、善待，是一个非常肤浅的基本，真正让有价值的，是修复父母这一代的伤痕，不是简单地抚养到白头到老。如果我们有同样的艺术，我们就可以找到共同的发力点。（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