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称，《反抗绝望》中用“整体反传统”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 完全是对林毓生的学舌。
本刊记者对汪晖博士论文第100-101页中与林毓生文章有关部分对比，发现二者对“整体观思维模式的形成及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思路十分相似。
针对汪晖博士论文是否抄袭，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判断。王彬彬认为，只要存在文字上的雷同且不说明出处，就是抄袭。“假设你写一篇300字-500字的文章，其中100字和别人的文章一样，那很明显，小学生都知道是抄袭的。”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反抗绝望》的问题更多属于引述方式的技术问题，而非恶意剽窃的道德问题。
汪晖好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公开指出，《反抗绝望》在引文注释等方面可能“不够规范”，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且“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
曾参与汪晖博士论文答辩的北京大学教授、《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严家炎则对本刊记者表示，总体而言汪晖的博士论文是有学术深度和扎实的，论文主体部分属于汪晖的原创。
围绕汪晖文章是否抄袭的争议，暴露出中国学术规范的模糊和调查问责机制的缺失
界限模糊
汪晖的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于1988年。7月7日那份联名信的签名学者之一、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审周祥森曾撰文指出，当时学术规范的讨论已经开始萌芽，个别学科的少数学者敏锐地提出学术规范建设问题，并将焦点集中于建立和健全学术论着的“引文或注释”制度。但由于其时学界尚沉浸在学科开创热潮之中，少数学者关于学术规范的呼吁并未在学界引起广泛回应。
虽如此，严家炎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当时学界的要求其实是相当严格的，如果发现有抄袭现象，导师根本不会允许答辩;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内容一经发现有抄袭，不仅要求退回稿酬，抄袭者的学术生涯也会受到致命打击。
严家炎同时表示，汪晖论文本身很长，且当时技术手段有限，如果论文中有并未注明出处的文字，有抄袭别人的某个段落，答辩委员们在七到十天左右的紧张阅读中，是很难发现的。
实际上，被王彬彬列为汪晖抄袭对象的五部著作，在汪晖博士论文答辩之前均已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是思想界的重要参考读物。
分析人士表示，汪晖“抄袭”事件之所以引发民间和学术界如此热烈的争议，除与汪晖的学术声望有关，还有一层原因在于中国学术界对于何为抄袭，并无普遍接受的判定标准。
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界对学术规范的具体标准始终未形成共识。2000年以来，教育部相继出台相关文件，但大多是原则性规定，不少学者认为可操作性不强。而各校自行制定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标准，有很大差别。
西南大学张仲明博士曾举例指出学术规范标准不统一的乱象。比如，在“抄多少才算抄袭”这个问题上，有的学校规定“一篇论文中四分之一内容与人雷同，即构成抄袭”，而有的规定“三分之一雷同为抄袭”。对于“虽均标明了出处，但基本没有自己原创观点，完全是拼接出来的论文”，有的学校认定为抄袭，有的则认为还不足以构成抄袭，只能算“存在严重质量问题”。通用标准的缺失，造成了“各说各话”的混乱局面，也导致在出现争议时难以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