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听说有人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举了一大堆事例来说明汪晖在学术上犯了“抄袭”之罪。汪晖是我少有的几个有点交情的文人，也是我在学术上真正信得过那极少数几个人之一。听说他有此种问题，当然不能不关心一下，但也只找了一种最省事的方法来了解实情：大略地读了一下出版汪晖著作的编辑在《乌有之乡》上登载的为汪晖辩护的长文，其中对指责汪晖有抄袭之嫌的文本各处都逐一作了分析，说明了汪晖根本就没有抄袭的问题。
看了这篇文章我就明白了，原来指责汪晖抄袭的那位不过是指鹿为马甚至无中生有，在汪晖著作中引证有点毛病甚至根本没有毛病的地方胡搅蛮缠而已。攻击汪晖抄袭者根本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根据，只是讲一些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歪理，把不是抄袭的做法硬说成是抄袭。在我的印象中，这种做法已经不仅仅限于“煞费苦心地搜罗缺点和错误，无限夸大，上纲上线”，而是具有指鹿为马地罗织罪名对人进行构陷或诬陷的性质。不过我对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历来没有什么兴趣，因此仅仅关心了这一下就想拉倒。我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人，那时虽然才十几岁，但在写大批判文章上也不想落后，当时虽然没能上升成任何一级的“笔杆子”，但是在努力“将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深批透”的过程中，也体会出了这种大批判的奥妙，那就是：钻进一切窟窿中去搜集“罪证”，抓住片言只字无限夸大，上纲上线，最后给人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我只在一点上佩服“揭发”汪晖“抄袭”的人：他在罗织罪状给人定罪名上的刀笔吏功夫肯定超过文革时写“大批判文章”的任何一个“笔杆子”。
接下来需要搞明白的是，揭发者为何对汪晖有如此深仇大恨，非要无中生有地将汪晖打成“抄袭者”不可？《乌有之乡》的网友们告诉我，原来揭发者是一个破口大骂毛泽东的“学院精英”。这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整个事件的原委：早在十几年前，中国的那些崇拜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就发起过对汪晖等“新左派学者”的围剿，那时这些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们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甚至不惜跑到洋教授那里去告汪晖等人的状，必欲置汪晖于死地而后快。我相信，以后将汪晖从《读书》杂志的领导岗位上搞下来，也少不了这些“新自由主义份子”运作的功绩。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的就是，汪晖自己面对这些新自由主义“精英”的“深文周纳”所发出的哀鸣。这回的“揭发”汪晖“抄袭”，不过是这些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十几年来一以贯之的努力的又一“成果”而已，目的还是那样简单：要掐死汪晖。
我本来就没读过汪晖的著述，也没有精力去参加新左派与哈耶克小尾巴们的论战。对这次的汪晖事件，我本来想保持历来的态度：为节省精力而保持沉默。但是汪晖事件却越闹越大，“揭发”汪晖“抄袭”的人已经煽动起一股浪潮，要逼着官方表态来给汪晖定罪和惩罚。据说有一个我与其座谈过的香港教授高调发起，随之有60多名“学界精英”联名要求，要中国的官方组织什么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查汪晖的“抄袭”问题，连一些本来与此无关的电视上的名人也在跟着凑热闹。这可损伤了我还仅存的那一点点知识份子的自尊心，我已经到了不讲不行的时候了。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汪晖是否抄袭，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问题。每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应当有能力去比对汪晖的著作和说他“抄袭”的任何文本，都应当有能力判断汪晖是否抄袭了。我相信我的头脑和判断力，我相信我自己能够判断汪晖是否抄袭。那些要求中国官方审查汪晖抄袭的人，难道你们已经连这样一点起码的判断力都丧失了吗？连这样的判断力都没有，你们还有什么脸以“知识精英”自居？社会还需要你们这些“知识精英”干什么？如果你还自认为能够算一个“知识份子”的话，你怎么就不敢说一声：“汪晖抄袭没抄袭，要根据我们每一个有头脑的人的判断，要由我们这些读书人说了算”？！凭什么要官方机构裁定一个学者是否抄袭?简直是荒唐之极!你们怎么就那么相信中国官方的审查能力？你们这样要官方去裁定这一类学术上的问题，就不怕由此而让官方在一切学术问题上都说了算吗？看来在这些连是否抄袭都判断不了的“知识精英”们统治下，中国的学术界将来只有归官方控制这一个前途。
我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事实似乎已经证明了攻击汪晖抄袭的人缺乏起码的判断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汪晖在其著作中引用了他人的论述后，本来已经注明了援引的出处，只不过在这个注中的出处之前加上了“参见”二字，这就被“揭发”汪晖“抄袭”者说成是“抄袭”。这样指鹿为马式的判断已经不能说是“错误地把非抄袭行为说成了抄袭”，而是让人感到揭发者陷人以罪的偏执已经达到了可笑的弱智程度。从指责汪晖抄袭者的这种偏执和弱智来看，他也确实不具备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是抄袭的能力。更要命的是，可能就是看到了他的这种缺乏判断能力，才导致了那么多的中国“知识精英”集体地丧失了自信心，连某些行为是否属于抄袭都不敢自己作出判断，而丢人现眼地去要求官方作出裁定。
不过我得再次声明，我自信我自己对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抄袭这样的问题有着足够的判断力，我也相信中国的大多数学者对这一类问题有着足够的判断力，不需要听命于官方对这一类问题的任何裁定。
当然，有足够头脑的人也不会相信“揭发”汪晖“抄袭”者真会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弱智。《南方周末》这样的大众媒体热衷于报道在所谓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汪晖抄袭”的“揭发”，使人不能不相信这场“揭发”是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们所玩弄的一场在学术上打倒汪晖的阴谋。证据可以信手拈来：《南方周末》绝不是一个真正热衷于揭露中国学术界抄袭现象的报纸，不信就请听我下边所述的事实。
中国的一位以鼓吹无耻的私有化而几乎人人皆知的“著名经济学家”、“海归”的经济学教授十多年前出版过一本讲述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著作”，这本书在很长时期内被当作论述博弈论的“权威著作”，直到最近几年还经常被“经济学的学术文章”所引用。但是从大约十多年以前开始，我就不断听到一些深入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研究生对我说，这本书抄袭了西方一本介绍博弈论的权威著作。那位中国教授的这本书不仅在介绍博弈论的框架上沿袭了国外那本权威著作，甚至连其中论述的整个案例都大段地抄袭国外的著作，但是却不注明出处，还在其“著作”的封面上堂而皇之地写上是自己“著”而非“编”。这位涉嫌抄袭的中国教授肯定著名到《南方周末》久闻大名的程度，而且他与《南方周末》肯定有许多的“业务往来”。这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南方周末》至今也没有发表过揭发这位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抄袭的片言只字。其原因很好理解：《南方周末》也是主张私有化的，怎么可能去揭发和打击自己的战友、鼓吹私有化的急先锋。
讲到经济学家的抄袭问题，我就不能不指责我的经济学同行：像我这样极端自私的人不关心学术界的纯洁，不肯花自己的一点点精力去揭露同行们的抄袭行为，这倒也罢了。可是我们经济学界还有一些喜好“仗义执言”的“正义之士”，他们关心“学术界的纯洁”，愿意投入精力去揭发和声讨抄袭行为。他们为什么也对“著名经济学家”这样明显的抄袭行为默不作声？像这次联名要求有关当局审查汪晖抄袭嫌疑的那些“知识精英”中，就很有几位是“著名经济学家”。我真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感到羞耻：不去揭发自己同行里真正的抄袭问题，却跑到别的专业中去声讨什么子虚乌有的“抄袭”。他们对“著名经济学家”这样明显的抄袭行为默不作声，只能是出于两个原因：或者是他们确实对当代的经济学前沿和中国经济学的状况完全无知，或者是他们有知而别有用心。到底原因何在，请他们扪心自问。
如果谈到与认定汪晖是否抄袭的事实无关的个人好恶问题，那我可以毫不掩饰地声明：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说，我只能站在汪晖一边，而绝不会站在想把汪晖搞成有抄袭罪行的那些经济学同行一边。原因很简单：在我看来，汪晖是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反对私有化的战士。他不仅专门写过文章批判私有化的企业改制如何损害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甚至亲自参与法律上的诉讼，维护当年他曾经工作过的工厂中那些受到私有化的企业改制损害的工人朋友们的权益。而那些貌似“正义化身”指责汪晖涉嫌抄袭的经济学同行们，我却真是不记得那一位曾经对掠夺人民大众的私有化企业改制有过片言只字的批判。稍一比较，高下立见。我不站在维护人民、工人利益的汪晖一边，还会站在哪一边？
不过，我之所以那样坚定地支持汪晖，还有更直接的原因：在1985年到1988年的3年中，我与汪晖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而且就住在同一层楼上。虽然我与汪晖专业不同，也从不敢冒犯他的领域去阅读他写的论著，但是3年中在同一个楼道中的生活，就使我通过每一天的碰面和闲谈深深认识了汪晖。汪晖那稳重而大度的举止，似乎总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谈吐，渊博的学识，深刻而周密严谨的见识，都让我对他不敢有丝毫的轻视。还记得我最初与他交谈人文哲学方面的学说时，就得知他竟然在仔细地研读19世纪德国那些大哲学家们的原著——而且读得是英文本，他当然可能惋惜自己还不懂德文。这样的治学风格，使我对他只能赞许甚至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