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甚至是贾平凹不变的法则，“有些作品老担心发表和出版不了，已做好不准备发表和出版的心理准备。我每次让一些人先读读，他们认可了，觉得没风险，有进步，我才又恢复信心。”
内容和形式都有突破
在阅读《带灯》的过程中，程永新意识到贾平凹的全新变化和突破。他认为，跟贾平凹以往作品相比，《带灯》虽然依旧将场景放在了陕西这块土地上，但地方方言特点少了一些，语言色彩更明快、透明。“我想老贾在60岁时，还是希望更多的读者，包括西方的读者，认同他的作品。”
贾平凹则自己解释道：“在《秦腔》和《古炉》里，我坚持的是一种写法，那样的叙述方式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认可，但我也听到有读者反映书难读。我是不想让书读得太顺溜，但也得让人容易进入，所以这次有了一些改变。”此外在文风上，贾平凹也已不满意以前那种明清文学的柔美，而有意想靠近两汉文学的平实硬朗。“一切都还在摸索和试验着。写作是得在内容上、形式上不断有点突破吧，否则，老是一个样子，别人厌烦，我也厌烦了。”
程永新认为，对于今年60岁的贾平凹来说，更可贵的是，他身上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更强了。贾平凹则认为：“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是深入乡镇政府后，知道了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
对于基层农村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让贾平凹的心里并不好受，“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朋友嘲笑他说：“你干啥的就是干啥的，自己卖着蒸馍却管别人盖楼。”而贾平凹却说：“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或许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吧。”
贾平凹说，虽然写的是一个乡镇干部的故事，但他思考的是整个农村，甚或当下中国的事。对此，评论家李星认为，《带灯》表现出了贾平凹空前的尖锐，“这部作品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新的高度。”
贾平凹透露，《带灯》一写完，他又到乡下呆了一段日子，现在回来主要是读书，到春节前还会再跑些地方。“回想这十多年，我基本上是冬天不写作，要写都是夏天动笔，差不多一个长篇写两三年，总是在秋天写完。这也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吧。”
而当问及下一步计划的时候，贾平凹率性十足地说：“下一步是什么计划？现在不知道呀，蓄着能量等待下一个创作欲望的到来吧。”(西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