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具有标杆意义，“维权难”仍是未来最大难题
在微博中，王兴东曾这样写道：“我们不能把法律当作吓鸟用的稻草人，让它安然不动地矗立在那边，鸟儿见惯以后，会在它顶上栖息而不再对它害怕。”利用法律维权，现在成为越来越多创作者的选择。但在现实中，“维权难”仍然是困扰知识产权保护最大的难题。
“编剧维权难，根源还是侵权成本太低、维权成本太高。”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葛小鹰曾表示，由于举证艰难，编剧等权利人维权很被动。在知识产权领域，采用惩罚性原则，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未来，应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
“这个案子的判决，对于业界具有标杆和警示意义。”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副主任高雄杰说，抄袭、抢夺创意现象的屡次发生，严重损害了原创者的创作积极性，行业内也形成了不好的风气。
高雄杰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一定难度，因为是否进行了抄袭就很难明确界定。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有时候创意和想法就是一个知识产权，但目前知识产权的保护很难细化到对一个创意的保护。此外，对于侵权的追讨成本也较大。
“原告提出了很多著作权保护客体中，更细层面的内容，如人物设置、具体情节等，具体列举了著作权法保护的元素。我个人认为，这对日后著作权法的实施，和文学艺术创作者应从哪些方面进行自我约束，都有很大意义。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案例，鼓励原创而不是抄袭等侵权行为。”冯刚说。
维权和自律不仅是编剧的事，更是提高社会尊重原创的大事。王兴东说：“要依法维护编剧的合法权益，需要呼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树立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原创，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
在参与“百名编剧联署”时，编剧余飞曾对媒体道出心声，“这个案子，关系着编剧行业一个要命、也是底线的问题——抄袭和剽窃。宣判结果对广大创作者有直接影响。”
一审宣判后，于正方表示将提起上诉。看起来，这出“戏”注定无法在2014年终结。对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言，故事也远未终结。
(综合本报记者沈小根、巩育华以及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