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台湾有女权主义文学，大陆则无。大陆的女性小说很发达，但迄今为止，尚无公开宣讲女权主义的作品。20世纪初，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创办报纸《大无畏女性》，掀起了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者出版了各种有关女权主义的小册子，成为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进入21世纪，女权主义第三次浪潮已经“在线”，于是女权主义文学也抢搭“博客”快车。台湾的女性小说，以对婚姻自主诉求为艺术内容的女权主义小说为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对经济自主要求为艺术内容的女权主义小说为第二阶段(20世纪70和80年代)；以对身体自主追求为艺术内容的女权主义小说为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台湾女权主义倡导人何春蕤在女权主义小说第三阶段更公开提出：“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突出女性的身体自主诉求。在台湾，女权主义小说是女性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大陆，五四时期有过要求婚姻自主的小说，新时期到来后，有过追求经济独立的小说，也有过身体自主诉求的小说，但并没有人在大陆公开宣扬女权主义。
第四，两岸女性小说各有自身创作的历史误区和现实症结，需要特别的总结和反省。大陆女作家在十七年文坛“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语境中，曾经有过“半边天”女性社会角色的文学表现，有过对丁玲、白朗女性小说的批判，有过对刘真《英雄的乐章》的封杀。台湾女作家在文艺商品化的语境中，也有一些女作家对欲望、包括物欲和性欲，毫无节制的书写和膜拜。有些女作家的女性小说削减甚至丧失了当初的颠覆性，以顺应市场需求而成为复制性的文本，重复的人物形象和内容，类型化的叙事方式，走上媚俗的道路。两岸女性小说的这一“异”，都产生了对女性小说创作的负面影响。新时期到来后，“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语境已经改变，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艺商品化的语境也在大陆不同程度的出现。《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对上述现象提出警示，是完全必要的。
樊洛平、王萌两位学者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出来的“同”和“异”，展现了两岸女性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总结了两岸女性小说的创作经验和教训，因此，《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对当下和今后的两岸女性小说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我们希望，这样的既有丰厚的学术含金量又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学术著作，能更多地在我国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