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0年代头一次跟托马斯见面，认识快五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我起初只阅读他的诗，没有想到把他的诗译成外文。1983年冬天，我得进医院做手术。我带着托马斯那时刚刚发表的诗集《狂暴的广场》。医生给我打的那麻醉针肯定非常厉害: 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非常清新，所有的老蜘蛛网都扫除去了。我半夜一醒，就开始把那诗集的十九首诗译成英文，当天下午就翻译完了。出了医院回家之后，托马斯到我家里来，我们两个讨论我的译文。”
托马斯原来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他的自由诗的音乐性很强。并且从小喜欢画画。1990 年 8月4日，中国诗人李笠访问托马斯的时候，托马斯说：“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示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 （北岛《时间的玫瑰》，193 页）。
马悦然毫不保留地说，“我欣赏他以简朴的语言所表达很丰富的意象与寓意。我欣赏他让我醒过来的惊讶的隐喻，我欣赏他引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诗律表达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乐趣与焦虑。我也欣赏他有时候用禅宗法师的超现实主义的观点来安慰他的读者。”
在《巨大的谜语》序言中，马悦然写道“六七十年代左倾的诗人和评论家批评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认为他忽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责备他为保守派与资产阶级。其实，托马斯自己是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者，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活动很感兴趣。可是他不愿意让他的诗作为政治宣传的武器。”
特朗斯特罗姆1990年冬天中风之后，只会讲几个词，列如ja (是的)，nej (不是)，men (可是)和 mycket bra (很好)。可是只要是他的妻子莫妮卡(Monica)在他的身旁，他会参加任何题目的谈话。马悦然说，“我有一个朋友，是瑞典一位有名的医学专家，告诉我一个因为中风不会说话的人绝对不会写诗，除非是一个上帝创造的奇迹。我就给他讲了一个真的故事。托马斯和我都害耳鸣。有一天莫妮卡告诉我托马斯为了他害的耳鸣比较烦恼。我就给托马斯寄这首俳句:
你啥事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