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民出版社更是把黄金位置给了胡鞍钢和郑永年两位作者的新书，他们是出版社在时政图书领域最重要的作者。副社长虞文军说，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新作《超级中国》刚推出就售出2万册，《“十三五”大战略》销售达1.5万册。而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保卫社会》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如今无论是地面店，还是网上书店上架率都有限，而出版社规模在扩张，如果没有重点强势产品，图书连上架的机会都没有。”虞文军说。
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宋志军对此总结道，“随着新书增速的下降，出版社更注重单品效益，而且推广力度加大，单品收益比过去有了很大提升。”
低质公版书不敢摆出来
《唐诗三百首》《格林童话》《老人与海》《简爱》……过去在一些大型图书展会中，总会见到这些老面孔。不少书甚至谈不上有什么设计，唯一优势就是价格便宜。但在本届书博会上，这类书都没敢摆出来。
“那些质低价廉的公版书，如今没有什么竞争优势了。”宋志军透露，如今网上书店等渠道商不少都进入到上游生产，它们大都从门槛低的公版图书出版切入。不仅如此，网上书店、地面店对公版书都有限制，往往会考量这类书的突破点、亮点、特色分别是什么，才会进书。“这对出版社来说，并不是一个什么太好的信号，但倒逼出版社要下更多工夫策划。如果不做创新，不出特色，靠公版书随便就获利这条路很难走通了。”宋志军说。
事实上，敢出现在书博会上的公版书，大部分都做得很讲究。译林出版社资深编辑陆志宙说，“公版书太多了，我们不会随便乱出，而是选择对中国当代有借鉴作用、有关照性，对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和价值观形成有帮助的图书。”她说，这类经典、隽永的图书不是只存一时，而是要代代传。
陆志宙还透露了译林社的出书秘密，“其实译本非常重要，不少书尽管是公版经典，但因为采用的是老旧译本，已不太适合现代人阅读。”她谈到，《论幸福生活》《理想国》《物种起源》《常识》《联邦论》《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等在一些出版社也曾出版过，但她认为，译林出版社在推这类书的时候，注重贴近现今读者的阅读，一些内容艰深的概念，经过多年辩论、考证，通过新译本进行了调整。“还有译者的选择也至为重要，《联邦论》《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都由翻译家尹宣翻译，他完全是拿生命来翻译。不幸的是，这两本书翻译完，他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