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谈到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时，特别提到了柳青，并对他“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生活实践与创作追求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确实，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沉潜于生活深处，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在柳青而言，已是信仰一般的理念，高度自觉的实践。因而，这使柳青在做人与作文两个方面，都以其合而为一的独步一时，堪为人之楷模，文之典范。
柳青从事文学写作之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的锻磨与历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38年到延安和1943年从文艺机关下乡担任乡文书时期的锻炼与“转变”。这种直接地置身基层，深入地接触实际，让柳青完成了长篇小说《种谷记》的写作，更让柳青深刻认识到“一个修养完备的作家，是在实际生活、马列主义和文学修养各方面都很成熟的。这样的作家可以写出光芒四射的作品”（柳青《转弯路上》）。由这样的切身体会出发，柳青一直坚持着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作家要想作好文，先要做好人。他于1973年《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在《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时，他又指出：“一个对人冷淡无情和对社会事业漠不关心的人，无论他怎么善于观察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也就是说在生活或工作中要有热情——热情地喜欢人、帮助人、批评人或反对人……”柳青认为，做人是首要的，作文是做人的自然延伸；生活的态度是首要的，创作的姿态是建立在生活的态度基础之上的。因此，他自1952年5月到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举家深入，义无反顾，一下去就是14年，一直到“文革”挨整和身体患病。
落户皇甫村的14年，与其说是柳青作为作家深入生活的14年，不如说是柳青有意地“去作家化”，自觉自愿地融入农民的14年。在这14年中，柳青是真心实意地去做一个基层工作者，乃至一个普通农民的。人民日报记者徐民和、谢式丘在《在人民中生根——记作家柳青》的报道文章中，十分传神地描述了柳青由外到内的“农民化”：“柳青完全农民化了。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和关中农民一样，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他穿的是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站在关中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呢？”在皇甫村村民的眼光里和心目中，“这个黑瘦的老汉，和他们一样，也是个庄稼人”。柳青住的中宫寺是干部们的“会议室”：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就聚到这里找柳青给出主意，有时党的支部会也搬到这里来开。柳青住的中宫寺又是群众的“问事处”：那些庄稼人遇到愁心的事，总爱上这里，蹲在脚地里，跟柳青掏心地谈上一阵，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甚至家庭纠纷、小孩生病，也来找柳青评公道、寻药方……在这里，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当好一个庄稼人，是柳青更为在意的，至为看重的，他也真真确确地做到了，切切实实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