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培尔是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长期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大臣，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这样一个跟中国没有半点干系的人跟下西洋的大明三宝太监郑和能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原来，他们的神似之处就在于他们都以核心人物的身份亲历了国家海上力量戏剧性的兴衰变迁，而这两场戏剧的本质又是如此的雷同……
郑和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这里就先从柯尔培尔的故事说起。1661年，42岁的柯尔培尔被前任首相红衣主教马扎然推荐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并很快成为了法国政府的核心人物。作为重商主义的代表，柯尔培尔深知海上力量对于国家的重要，因此在当政的几年里，他把海权的全部理论系统地、以中央集权制的法国方式付诸实践。他建立了当时最高效的船舶修造厂和非常完善的舰船制造体系。当时一位被监禁在法国监狱里的英国舰长写道：“我看到一艘有100门舰炮的战舰只用4或5个小时就把火炮全部拆掉。在英国我从未见过在 24小时内不费力气、不发生一点事故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样的速度即使是对200年后的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来说仍然是难以置信的。让我们就先以马汉的眼光来审视一下柯尔培尔和郑和的相似之处。
凭借着完善的基础设施，柯尔培尔开展了整个西欧最大的造船计划。事实上，就像当年郑和拥有官兵27000余人、海船上百艘的宝船舰队一样，柯尔培尔的舰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这是柯尔培尔与郑和的第一个相似之处。
可叹的是，柯尔培尔与郑和的第二个相似之处就是他们庞大舰队的悲剧结局。支持郑和下西洋行动的明成祖死后，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他认为下西洋是劳民伤财的弊政，下诏停止。后来他的儿子明宣宗朱瞻基虽然又进行了一次下西洋的行动，但这已是郑和舰队的最后绝唱。此后明朝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远洋航行，郑和的宝船也只能在岁月的侵蚀中自然朽烂。数十年后，当新皇帝再次对出洋产生兴趣，要求兵部找出当年郑和的航海图等资料时，兵部竟然发现资料都已不翼而飞，而应当对此负责的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对上司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虽然不像郑和宝船船队出洋被禁、海图失踪那样极端，法国海军在柯尔培尔死后也很快就走了下坡路。到路易十四执政末期，法国舰队虽然纸面上仍有10万吨的规模，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强大的舰队可投入海洋了。到1720年，法国只剩下了5万吨规模的舰队。到1756年，尽管法国海军情况已经比此前最坏的时候有所好转，但也只有45艘战列舰（同期英国约有 130艘战列舰）。与战列舰们一起消失的，还有当年柯尔培尔所建立起来的高效的基础设施、管理队伍和制度体系。因此，当这45艘法国战舰需要配备武器和装备时，人们发现没有材料、没有帆缆、没有补给品、甚至没有足够的火炮，一切都没有。就这样，海权就像两百多年前向中国说再见一样，与法国从此诀别了。
是什么原因让柯尔培尔与郑和的“樯橹”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呢？马汉在他的不朽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对法国海军做出了这样的评论：“所有这些惊人的发展（指柯尔培尔建设海军），是由于政府的作用促成的，这种发展像朝生暮死的植物一样，当失去政府的支持时，也就消衰了。因为这段时间很短，不可能使这种发展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原来，在当时的法国，以路易十四为首的贵族们从中世纪起就继承了一种傲慢的轻视贸易的传统。那些富有的商人和制造者也都渴望得到贵族头衔，而一旦成为贵族，他们也就放弃了赚钱的职业。尽管柯尔培尔曾经专门颁布法令规定“凡愿从事海运、经商的所有贵族都无损于他们的高贵身份”，但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整个社会经济的主流都是在围绕土地、陆权而发展的，而海洋经济的代表，如海上贸易、海运、海外殖民地、渔业等则相对要弱得多。没有足够的海洋经济支持的海军，就是马汉所描述的那种无本之木——短时间内在政府个别领导者的大力支持下可以迅速地建立起来，但时间一长就必然无法维持。因为既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又没有足够强大的海洋利益集团来为其说话，费用高昂的海军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和费用压缩的首选。这也就是马汉所说的：“如果平时支援战舰的海运和工业衰败了，战舰便没有多大用途，它的命运也就很难预料了”。因为毕竟还有一定数量的海洋经济，法国没有像明朝那样直接废弃了远洋海军。但在海洋经济的规模和重要性远不如陆地经济的情况下，一遇到海权与陆权发生冲突而主张建设海军的政治家又已不在位的时候，法国的决策自然而然地就会向陆权倾斜，这正是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去世后的一系列决策的基本出发点。为了在欧洲大陆实现扩张，路易十四牺牲了大量的海洋权益，而把巨额的资源都花在了陆上，这一切都导致了法国海军的逐步衰败。最终路易十四放弃了建立强大海军的想法，而改以巡航战（即用小型巡航舰和私掠船的海盗行为来打击敌人的商船）来维持法国在海上仅存的微弱影响——因为这样比较便宜。
很遗憾，马汉大概不大了解郑和，否则他很可能会使用郑和而不是柯尔培尔的例子来说明海洋经济对海权的影响，因为郑和的例子更典型。明朝压根没有像样的、得到官方认可的、有利可图的海洋经济。当然，说明朝完全没有海洋经济也不客观。像民间的海外贸易和官方的朝贡贸易还是存在的。然而，前者恰恰是以“重本抑末”为己任的政府的打压对象，很多民间贸易商后来干脆被定性为了倭寇。而后者由于政府坚持好面子的“厚往薄来”政策而成了十足的赔钱货，对明朝来说其实是一种海洋负经济。好大喜功，想扬威于域外的老皇帝一死，新皇帝马上就顺应民心，把这个弊政给废了。这，正是郑和与柯尔培尔的第三个相似之处。
事实上，没有海洋经济基础的海权对国家和社会缺乏正面贡献。建立这样一支开销庞大而没有收益的海权就是一个弊政。明朝后期隆庆五年全年国库收到的白银只有250万两，而郑和之行净亏白银600万两，却不过带回来点麒麟、香料和来朝贡的外国国王。假如明成祖之后的历代皇帝都更有“远见”一些，继续往宝船船队里堆银子，让船队继续去下西洋，就能维持住一个健康的海权了吗？不能！因为堆银子这件事本身并不会改善明朝的海洋经济基础，它只会造成更大的弊政，让明朝更早灭亡。
海洋经济不是所有国家都天然就有的，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海权的保护。在权衡中，政府至少要在发展海权的同时大力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以保持两者的平衡和相互之间的良性循环。
数百年过去了，柯尔培尔与郑和的背影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模糊。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对海权的影响也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然而，国家的战略需要对社会经济有实实在在的贡献并得到其支持这样一个道理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政府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如果撇开实体经济，空谈国家战略，忽视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柯尔培尔与郑和悲剧的再现。就像明朝的皇帝们就算是能穿越到未来，看到海权的重要性，而回去继续给宝船堆银子也无助于建设真正健康的海权一样，在这里宏观的战略思维是替代不了微观的实体经济运作的。只有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切实紧密结合为一体，战略才会有生命力，而经济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