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风的时间也是错开的，犯人绝不能互相照面。但具体时间和长短，一般不加限制。冬天一般在太阳好的上午，夏天则在凉快的晚饭之后。通常，何殿奎先安排黄永胜放风，然后是吴法宪，再是李作鹏，最后是邱会作。
在长期的相处中，何殿奎逐渐摸熟了这几个人的脾气。
在他眼里，黄永胜爱摆“老革命”的资格，有机会就要向工作人员发泄不满，而且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告诫下属，要“知而不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就行了。他印象中，黄在生活上“比较讲究”，经常挑剔伙食，对不爱吃的东西不仅不吃，还说什么“不让人活下去”，甚至绝食过。
李作鹏则很“沉闷”，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但是很服从管理。放风时让他停就停，让他走就走；一日三餐，给多少就吃多少，如果问他够不够，他的回答就一个字“行”，就好像“没有任何意见的机器人”一样。
实际上，这个看似没有意见的人，却在自己的回忆中透露，他悄悄在床底下藏了一件白汗衫，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诗和回答审问的提纲(发给犯人的纸都是编号的，必须全部收回)。
但对此，何殿奎却认为没有可能。他说，监狱一周要对监房进行两三次检查，一般在犯人放风时查，怎么可能藏得了写满字的汗衫？
在何殿奎看来，4个人中最不爱说话的是邱会作。他永远只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或是，“我要吃软一点的食品”。
其实，邱会作远非无话可说。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用了很多狠话来形容这里的生活，同时也记录下了别人对他的好处。比如，为了解决他冬天不吃冷食的问题，监狱专门设有电炉子给他加热食物。而且，有的监管员不仅将饭菜加得很热，还是跑步送来的。
但何殿奎认为，好话也不是事实——没有电炉子加热之事。
江青之死
在秦城监狱度过4个寒暑之后，1980年11月，“两案”（“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公审在即。
11月19日晚，10名被告——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和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吃过了晚饭，换下了黑色囚服，换上了一套新发的灰色衣裤。
天黑之后，一个由3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从秦城监狱浩浩荡荡出发了。每个被告乘坐一辆车，前后各有一辆备用车，以备车坏时替换。沿途早已戒严。
何殿奎坐在黄永胜所在的车上，处于车队的前方。驶到小汤山西边的白山时，要经过一个大转弯。他回头望去，只见车灯闪耀成一条长龙，望不到尾。
车队过小汤山，西拐到沙河，过沙河大桥，到北太平庄，往东进安定门，过美术馆，走南池子，抵达了位于正义路7号的公安部。
10名被告被安置在公安部北大楼一楼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10间宿舍里，离公审的大礼堂只有50来米远。
何殿奎是这次看管被告的两个总负责人之一，负责值后半夜的班。12点交班时，他发现江青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他担心她第二天会以有病为由抗拒出庭，要求她必须睡觉。他告诫说：“如果你到时候耍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抬也得把你抬到法庭上去，好让全国人民看看你的表演。”江青回答说，确实睡不着。何殿奎让医生给她吃了安眠药，不久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特别法庭开庭。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于1981年1月25日进行了宣判。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吴法宪被判处17年，邱会作被判处16年。
从1971年被捕，到1981年判刑，4人已被关押10年，均已超过刑期的二分之一，因此，宣判当年就被保外就医，于八、九月间出狱。黄永胜被安排到青岛，吴法宪到济南，李作鹏到太原，邱会作到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