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屈辱的婚姻生活
元代平民妇女是以特殊商品的身份进入夫家的，因此，她们的婚姻生活更为屈辱悲惨。
任意典雇与转让元代平民阶层的婚姻，实质上是男方以极为廉价的财礼买到一个能纺线织布、下田作业、外出打工为家庭创造财富的劳动力，一位洗衣作饭操持家务的保姆，一个能满足生理需求、传宗继代的工具。平民妇女作为真正的社会人已不复存在。因此，当灾荒降临、生存出现危机之时，她们便理所当然地同家中的土地、牲畜和其他物件一样，成了家庭户主——男性逃避饥饿、赖以维持生计的典卖与转让对象。典雇妻女的现象在南宋贫苦百姓中已有存在，而元政府则对其采取宽容、乃至支持的态度，认为，“江淮之民典雇男女习以成俗”，“权令彼中贫民从本俗法可也”。元政府也常令家属典雇犯人妻女得钱替杀人犯丈夫交纳烧埋银；以女孩子折合烧埋银的裁决更是元代官府的通常作法〔2〕(卷43《刑部五》诸条)。致使典雇妻女之风愈演愈烈，并由江南蔓延至全国，夫妻间因此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雇佣关系。如：至元十五年十一月，江西行省袁州路彭六十，为家贫养赡无力，自愿将妻阿吴典雇与彭大三使唤，三年为满，要讫雇身钱五贯足。入典方多为已婚无子、家财富足、需要子嗣的男子，丈夫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数年；妇女自身也不以为耻，“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为夫妇，或为婢妾，往往又有所出。三年五年限满之日，虽曰归还本主，或典主贪爱妇之姿色，再舍钱财，或妇人恋慕主之丰足，弃嫌夫主”；典家“轻则添财再典，甚则指以逃亡”。因典雇年限较长而引发财产问题、子女归属问题，乃至典雇双方的情感问题等官司则不计其数〔2〕(卷18《户部四》，卷57《刑部十九诸条》)。元政府“雇女子书式”的明文〔5〕(p246)，更助长了社会利欲的泛滥，使典雇妻女在灾荒年代贫困家庭的权宜之计变成了趋利者的生财之道，竟然有家长“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盖多质则得物多也”〔6〕(卷2，“娶妻苟慕”)。更有不少丈夫将结发之妻转嫁他人以取钱财。如桂阳路谭八十一为生活艰难，在陈四的诱说下写立休书，得谭四十三钱财，将妻阿孟转嫁与谭四十三为妻。又如益都路山东东西道胶西县杨大，至元二十七年，因为缺食，受讫马国忠中统钞六十两，将妻苗月儿嫁与马国忠为妾。更为恶劣者如袁州路段万十四，以欺骗手段将共同生活18年的妻子阿潘假作亡弟之妇嫁卖与谭小十为妻，收取钱四锭；郭季二则将妻彭明四姑假作妹妹转嫁军人王二为妻，得财钱二锭、银钗儿一支、红缎、媒人钱二十贯。公婆将儿媳转嫁他人受财更是天经地义，连身为职官的公公也为钱财将儿媳移嫁他人为妻〔2〕(卷18《户部四》诸条)。
婚姻幌子下的买休卖休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礼法的失控，“不求安生，而求利生”〔7〕(卷5)的风气盛行，致使平民妇女的人身以不同价格进入了流通市场，名正言顺地进行买卖。元代社会专事买卖妇女的“奸人”(人贩子)活动十分猖獗，“人市”及中介人“牙婆”等则堂而皇之奔走其间。买卖妻女名目繁多，有借口夫妇不相安谐而将妻买休卖休者；有妻子外逃犯奸，丈夫另娶妻后，将前妻捉回以丝一千一百两的价钱立契转卖与官宦之家作驱口者。连一些品官也加入了拐卖妇女的行列，他们利用到江南做官的机会，伙同到江南的商贾、军人等，私下娶江南平民女子或寡妇为妻，并不依例凭媒写立婚书，回北方后，便将这些妇女瞒昧卖与诸人作驱口〔2〕(卷18《户部四》，卷57《刑部十九，《新集·户部》诸条)。如大都路身为职官的张世荣就自卖其立媒所娶之妻，还带着一干人等至和买者家索要买休钱。湖北道王提举哈丹帖木儿，诱骗女子孙赵奴携引至任所作驱奴使唤，任意打骂。他们还欺骗良家子女，假以乞养过房为名给钱诱致收养，恃有通例，才到迤北，立即货卖作驱奴。人贩子们趁机与不法官吏相勾结，形成买卖贩运妇女的一条龙服务：他们“揽载舡户相为奸谋，夤夜行舡装载人口，透越关渡顺江而去，纵有拦当，亦不送官，贪图赂贿私下脱放”。官府的腐败，使人贩子们有恃无恐。此风波及，回回、汉人、南人也敢典卖蒙古女子作驱口。连官家之妻也有被拐卖的，据载，一小佥厅官之妻去参加郡守举办的僚属妻燕会，途中被人贩子设计卖于倡家，连夜登舟往他郡，教歌舞使之娱客以取钱，备受鞭挞，后恐事觉，又转鬻与大官人为妾〔6〕(卷1)。元政府对骗卖良人为奴婢妻妾者立下的惩罚条例〔2〕(卷57《刑部十九》)完全成了一纸空文。刚直敢言的郑介夫不无沉痛地上疏说：“今鬻子休妻视同犬豕，贱卖贵买略无恻忍。虽有折良买休之条例，而转卖者则易其名曰‘过房’，实为驱口；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实为价钱。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羊市、牛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极为可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