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仅是1968年（编者按：原文如此，应为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的几天时间里，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就有350名“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害，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若不是富有正义感的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赶到大兴县制止这惨绝人寰的杀人事件，事态还会继续发展。
本文节选自《文革旧闻》 作者：李光平 原载于《贵阳文史》 2008年04期
谢富治一席混帐话 万千“贱民”踩地下
文化大革命的诸多悲剧中，一度出现的乱杀“黑五类”事件，堪称最大的悲剧，这一悲剧的产生，起源于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一席混帐话。
当时所谓“黑五类”，是指解放初划定阶级成份为地主、富农和以后历次运动中被划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人及其子女。所谓“红五类”，就是指解放初划定成份为工人、贫农、中农、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的人及其子女。
1966年8月，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都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建立感情，提供给他们情况，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谢富治的这番话，分明是煽动红卫兵，乱杀人者无罪。这样一来，一幕幕以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悲剧就上演了。在北京市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部分派出所迅速向红卫兵介绍了辖区内“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五类分子的“不法行为”(全属捏造)去激起“红五类”红卫兵的仇恨，于是，红卫兵的大屠杀就开始了。仅是1968年（编者按：原文如此，应为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的几天时间里，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就有350名“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害，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若不是富有正义感的北京市委书记马力亲自赶到大兴县制止这惨绝人寰的杀人事件，事态还会继续发展。
在湖南的零陵地区也发生了更大规模打人杀人事件。据统计，1968年8月到12月，该地区非正常死亡的“黑五类分子”达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还有致残至伤2146人。
谢富治煽动起的这场杀人运动，其于段之残忍，后果之严重是千古少有的。好在恶人自有恶报，文革中谢富治患癌症而死，“四人帮”跨台后，中央依照党纪国法对谢富治在文革中的罪恶进行了清算。（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