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首个单行本，是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推出的。曹禺在书“序”中自言：“屡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了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人们在不断为《雷雨》追加“主题”的同时，也在频繁追问：“莫明其妙”地“逗起”作者兴趣的“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又是什么呢。其实曹禺在同一篇“序”中已为“几个人物”做了回答：“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来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蘩漪，其次是周冲。其他如四凤，如朴园，如鲁贵，都曾在孕育时，给我些苦痛与欣慰。”但对“一两段情节”，作者却秘而不宣。
曹禺先后在国立剧专、复旦大学讲授戏剧，但由于性格谦逊，授课时从不以自己作品为例，故而至1949年以前，他很少透露自己的写作情况。上世纪50年代运动不断，曹禺真诚地接受思想改造，虽然写下许多随感录与访问记，但对旧作除了删改便是反省，对于当年写作状况，尤其是“逗起”写《雷雨》兴趣的“一两段情节”，则更是讳莫如深。
日月交替，时光进入了196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复苏，文艺政策也开始松动。这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消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在谈到曹禺时，周恩来讲：“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曹禺十余年来首次敞开心扉，在座谈会上畅谈了有关剧本创作的问题。当谈到主题思想的孕育形成时，他说：创作必须真知道，写不好的根本原因，总是由于并不真知道自己要写的东西。首先是个性鲜明的人物，你对他熟透了，才能写好。他主张“作品的中心思想最好晚一点成形，要多转几个圈子。材料已经很多，中心思想还没有出来，不要急，可以从人物开始，先构思情节、场面。”此刻，他顾虑全消，罕见地举起了《雷雨》的例子，第一次回答了“逗起”他兴趣的“一两段情节”是什么：“以《雷雨》为例，先想到‘敲窗’一段，后来又想出了‘吃药’一场，‘相认’一场……作者构思情节，把自己真正感动了的东西先写下来，反正不发表，慢慢摸它的思想，使情与理融合在一起。”这是文学创作的真谛，这也是曹禺当年写《雷雨》的真实状况。
此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曹禺又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了“我先写的是最吸引我的一些片断：如第三幕四凤对母亲发誓和以后周萍推窗进入四凤卧室的戏，又如第一幕中喝药以及第二幕鲁侍萍和周朴园相认的戏。后来如何穿插，又费了一番思考，才组织成这样一个剧本”（《收获》1979年第二期）。他还披露在写作前“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田本相《曹禺传》）。正是因为“把自己真正感动了的东西先写下来”，有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雷雨》的魅力才历经数十年而不衰，这也正如巴金所言：《雷雨》剧本不光能演，而且也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