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易法是宋神宗时期的一项重要立法。从熙宁三年（1070）陕西沿边设市易务，至熙宁五年正式推行市易法，制定的时间长，遇到的阻力大。同时，宋神宗对市易法产生怀疑动摇，令权三司使曾布调查市易务的违法行为，引发变法新党分裂和王安石罢相①。
对市易法前人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多关注其官营商业的利弊、经营效果和新旧党争的问题，有的已涉及市易法中官营借贷业的作用，或市易法与政府购买的关系。本人也曾对市易法赊贷收息的实施状况作过研究②。在此，拟结合市易法基本条文，对其经营模式的内在矛盾再作研讨。
一、赢利方式——从放贷收息到高利贷
熙宁三年初，同管勾秦凤路经略机宜文字王韶言：“沿边州郡，惟秦风一路与西蕃诸国连接，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欲於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于是令王韶提举秦州西路蕃部兼营田、市易。初置市易司于秦州（甘肃天水市），后将市易司移于沿边重镇古渭寨（甘肃陇西县），拨钱三十万贯作本。设置市易司前，“蕃商以行铺赊物货，多滞留耗失”，本地商户采用延期付款方式与蕃商交易，蕃商不能及时收回贷款，回买茶绢等汉货，双方交易受到限制，政府也未获交易之利。实施市易法后，“官为出钱市之，复令坐贾量出息，以赊价入官，蕃商既得早售，坐贾亦无所费，官又收息。”③蕃商可以及时收到货款，本地商户仍旧延期付款，双方贸易更为便捷，“既足以怀来蕃部，又可收其赢以佐军费”④。王韶市易法的基本方式是：蕃商物货，由市易务收买，随即将蕃货赊给本地商户，同时货款也转到本地商户名下。形式上是市易务出钱买蕃货，实质上是商户贷款购得蕃货。这样，市易务出钱，成为本地商户的债权方，本地商户“无所费”即赊得蕃货，官府则获“收息”之利。由于市易务充当汉蕃交易中间人，市易务除获取利息收益外，还收取交易费即牙钱。
熙宁四年，“置洮河安抚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事，并令（王）韶主之。”⑤洮（甘肃甘临潭县）、河（临夏县）、武胜军（临兆县）属蕃族辖区，宋在沿边城镇设市易务，加强与诸蕃部族的联系。熙宁五年七月，武胜军正式纳入宋之版图，并设市易司。王安石说：“洮河东西，蕃汉集附，即武胜必为帅府。今日筑城，恐不当小，若以目前功多难成，城大难守，且为一切之计，亦宜勿隳旧城，审处地势，以待异时增广。城成之后，想当分置市易务，为蕃巡检，大作廨宇，募蕃汉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则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⑥古渭寨（熙宁五年五月升为通远军）“令坐贾量出息，以赊价入官”和武胜军（熙宁五年十月改为熙州）“募汉蕃有力人，假以官本”，意义相同，均是赊贷官钱给商人，收取利息。
熙宁五年，魏继宗建议实行市易法：“榷货务自近岁以来，钱货实多馀积，而典领之官但拘常制，不务以变易平均为事。宜假所积钱，别置常平市易司，择通财之官以任其责，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馀息以给公上，则市物不至於腾踊，而开阁敛散之权不移於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国用以足矣。”⑦魏继宗建议以榷货务钱贯为本，募“通财之官”和“良贾”操作，而官收“余息”。于是，宋借鉴王韶的经验，首先在东京开封推行市易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一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条载：
诏日：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於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至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於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於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挡物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官详定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