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他批评胡适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要知道，“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正因为如此，丁文江于1926年应孙传芳的邀请，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职，在大约一年间，他为大上海的司法改革、税务管理和规划建设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惜的是，就在丁文江大显身手的时候，北伐军已经逼近上海，并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打败了孙传芳的主力。这样一来，他不仅没有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反而落了个北洋军阀帮凶的罪名。
前不久，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介绍过沈怡对大上海的贡献。沈怡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萧规曹随，沿袭了丁文江的思路和方案而已。
据我所知，朱家骅的《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一文，原本被收入《朱家骅先生言论集》中。这本书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之一，共分14部分，其中包括文化学术、“中央研究院”、教育言论、新生活运动、中英庚款基金董事会、交通部与浙江省政、党务教育、抗战言论、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边疆言论、专论、致中外友人、书序、追念师友等内容。
据百度百科介绍，朱家骅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另外，由于他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和过剩的精力，又担任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领域的重要职务，所以他是一个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对现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
尽管如此，朱家骅所追念师友只有蒋百里、蔡元培、滕若渠、朱子元、张静江、戴季陶、傅斯年、丁文江等八个人，可见他交友是比较慎重的。在我看来，朱家骅写丁文江，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他们都是地质学家；第二，他们都担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第三，他们都有从政的经历。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开门见山地说：“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华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在君是丁文江的表字，朱家骅这句话，准确地说出了丁文江的过人之处。
在这篇文章中，朱家骅写了一件小事：在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他应中山大学聘请，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担任地质学教授。在路过天津的时候，正好遇上由上海返回天津探亲的丁文江先生，随后他们又在上海见了面。在谈及朱家骅此行的目的时，丁表示非常赞同，这大大出乎朱家骅的意料。他说：当时是北伐战争期间，孙传芳正在与国民革命军打仗，丁先生在孙手下做事，却不反对我去广州。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政局的看法和对朋友的一番真诚，实在令人感佩。
朱家骅还说：“淞沪总办这一段事迹，是他最受批评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生平的耻辱，但其动机是完全出于热诚爱国，想替国家做一番事业，他也很自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这段话中除“耻辱”二字因为党派色彩而有些过分之外，其他内容还是非常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