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党的另一忠实文臣陈布雷自杀而死，戴季陶听到消息后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发一言”。他想起在上海办报时与陈布雷的友谊，想起这么多年两人的交往，也想到陈布雷为国民党政权鞍前马后，劳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顾影自怜，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如此，他还故作镇静，当有人问他对陈布雷自戕的看法时，说：“照佛家道理，是不许可的。”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自杀之举。
02
国民党败局不可挽：坚决不去台湾 不想抛骨异乡
年底，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中央计议，在适当时候，将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决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澜，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如惊弓之鸟，匆匆打点行装，准备随时逃往广州。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打电报给戴季陶，邀他到广州小住。同时，宋子文还命粤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何树祥亲自面谒戴季陶，反复劝说他，请他速做决定，在近期成行。
除广州外，戴季陶当时可去的地方还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四川。对于台湾，他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虽然当时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往那儿跑，但他却不愿意去那个孤岛。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时，他又不愿作为乱世败将逃回家乡。几个地方相比，他较愿意去广州，那里有他曾惨淡经营的中山大学，他曾与孙中山一起，在那儿奋斗了很长时间。因而，广东能像故乡一样唤起他浓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赵淑文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广州。当飞机徐徐起飞时，他不无伤感地眺望金陵古城，这六朝形胜之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到处笼罩着一种寂寞清冷的气氛。戴季陶看到这幅破败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心想，现在该是七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心里一沉，整个身体就像一下子坠入一片万劫难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机，望不见彼岸。
戴季陶到广州后，开始住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招待所迎宾馆，后来又转往更为幽静舒适的东园宾馆，备受礼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严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经痛病时而发作，发作时疼痛难忍，没有办法，只得服安眠药片，方能昏沉入睡，即使不发作时，行动也须人扶持。
虽然如此，他始终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广州后的第一次中常会。他在记录本上签名时，手抖得十分厉害，额上不时冒出阵阵冷汗，但他还是坚持开会。在与人谈话时，竟有些语无伦次，他的身体、精神衰弱到了极点，就像一匹拉着破车的老马，走到了穷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绝。
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国民党政权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匆匆如丧家之犬，纷纷逃往海外，逃往台湾，广州城里已是风雨飘摇。
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希望他去台湾。对于这个问题，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样，十分坚决，他把手一挥说：“不必去！”他不想离开大陆，他不想抛骨异乡。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会得到中国，戴季陶不再怀疑了。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呢？他倒是考虑了的，他以前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过共产党，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米、董必武等都有过一些交往，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他怎样，再说，他老了，而且是病残之躯。此时的戴季陶很想家乡，这种思念家乡的情感比任何地方都强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坚持要回四川去。他儿子戴安国多次劝说也无效果，只好遵命，为他准备好了去成都的专机。但时运不佳，偏偏连日气候恶劣，飞机无法起飞，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气好后再飞回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