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延安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重庆和国内各报都有说及《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期中新音乐的创举。当我1940年夏天在西安办事处时，萧三告诉我，他的老婆在莫斯科看到了英文报报道我和《黄河大合唱》；苏联名记者和摄影师卡尔门先后在“国际文学”和1940年莫斯科出版的“旗帜”写了一篇文章，名《在中国的一年》，其中也有关于我和《黄河大合唱》的评论。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就满足。尤其是有一天，吴玉章同志当全体鲁艺学生教员集合时，说及我的努力和《黄河大合唱》得到国际上的嘉许，我听了之后，自问惭愧，因为我历年所想创作的作品，一方面要多产，一方面又要精练，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惭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
因此我又写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和其他作品，但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
摘自《冼星海创作札记》
（记者 陈晓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