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两年，我对诺贝尔文学奖都有些失望。我是指去年和前年，克莱齐奥和莱辛。我失望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文学与我的生活处境，关联很少。
今年颁奖前，有媒体让我预测，我说获奖者我们肯定不认识，无人能预测。我甚至不想关心它究竟颁给了谁。然而资讯太发达，这种重要消息你是躲不过的。果然，第一时间“推特”微博上就跳出一个陌生的名字：赫塔·米勒，一个从罗马利亚流亡的德国作家。她的作品曾禁止在罗马尼亚出版，1987年，她逃到了西德。
我只从网上读到她的两个短篇小说，分别是《黑色的大轴》和《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但让我对她的作品充满了期待。人们多用“诗性”来解释她的语言风格，我看是远远不够的。她的语言更像在严酷的审查制度下，被逼迫出的一种语言策略。所以在文字中她有大量的留白、隐喻或暗示，只有遭受过同样境遇的人，才能体会到那些陌生化表达中的深意。它是恐惧的诗性，也是阴郁的哲学，它只可能诞生在那些被极权深深伤害过的人群中，也只有在他们中间，才能找到真正的共鸣。只有被强制者扭曲的思考，才能造就这样的文本。从这个角度说，是审查制度造就了这宏大而另类的诗性，这绝望而沉重的哲学。米勒是值得我景仰和信赖的作家。
我突然明白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用意，他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们致意，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作家致敬。我想起了这个世纪最让我喜爱的诺奖作家凯尔泰斯，他是2002年诺奖获得者，匈牙利人。在凯尔泰斯生活的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让他吃惊的是，后来连谎言也变得不再真实了。他就像一个特殊时代孤独的证人。凯尔泰斯一直把奥斯维辛看作是人类的财富，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清算与思考，人类才可能重生，才能认知良知和正义的力量，才能实现与历史的真正和解。他用母语写作，他通过一次次的自我否定，让人们辨认在每个人心中存在的凶手。
因为找不到米勒的作品，这几天我又重读了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和《船夫日记》。我想说，凯尔泰斯就像是米勒的哥哥，而米勒是凯尔泰斯亲密的妹妹。实际上，他们更是我们亲密的兄妹。中国作家或许只有通过他们，才能真正明白写作的力量。
今年我感谢诺贝尔文学奖，它重新唤起了我对文学的爱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