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个场景。那种生产队的劳动，在当时，仿佛是一种集体的欢娱，它明亮，跳跃，欢腾。它的深处，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既甜蜜，又苦涩。
那时候，还有生产队。那个年代的乡村，有谁不知道生产队呢。
我们家在村子的最东头。旁边，便是生产队的大院。那可真是一个大院。现在想来，简直像操场一样宽阔，空旷。紧挨着我家的东墙，是一架磨盘。可别小看了这磨盘。在那个年代，村子里的粮食，都得经了这磨盘，才能够最终落到家家户户的锅里，吃进人们的嘴里。在我的记忆中，总有人家在那里推磨盘。有时候是人，把一根木棍拦在胸前；有时候是驴，用布蒙了眼睛。磨盘碌碌响着。旁边，早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一簸箕玉米，一箩高粱，两堆红薯干，静静地候着。而它们的主人，早已经等得不耐烦，去偷闲做一些别的活计。也有的，并不走开，彼此之间就说起了家常。偶尔，驴咴咴地叫两声，倒把说话的人吓一跳。这才发现，已经换了下一家了。他们用脚把地上的粮食往前面推一推，继续说话。
院子东面，是猪圈。猪圈很大，养了足有百十头猪。猪圈里的饲养员，叫做老四的，是一个光棍，长得白白胖胖，很福态，人们见了，都跟他开玩笑，说，四，每天吃多少猪肉？膘上得倒快。老四乐呵呵地，也不恼。他的绝活，不是养猪，而是杀猪。每年，一进腊月，猪圈旁边的空地上便热闹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喂猪。春上，到集上挑一只小猪秧子买回来。挑猪秧子有讲究。芳村的男人们，最懂这一套。喂上一年，到了年底，人们把猪绑了，送到这里来，请老四杀。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看老四杀猪，甚至比吃猪肉本身，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猪吱吱叫着，热烈，绝望，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不知谁家性急的孩子，点了一只鞭炮。爆裂声穿过寒冽的空气，听上去格外清脆。老四立在那里，接过主家扔过来的烟，随手把它插在耳后。他看着那只拼命挣扎的猪，入神地看了一会，忽然，他操起手边的那把尖刀，在左手食指肚上试一试刀锋。他准备干活了。人群霎时安静下来。
院子最北端，是一排屋子。靠西头这两间，是牲口房。如果你知道生产队，那你一定会知道牲口房。一个队的大牲口，都集中在牲口房里，由专人侍弄。那时候，看牲口房，可是一件美差。白天，牲口们出去干活，看牲口房的人，便背了筐，到地里割青草。晚上，牲口们回来，干了一天的活，都是功臣，就须得好好侍弄了。料草早已经拌好了，清水呢，也已经倒上了。只等牲口们美美地吃喝一通，歇了夜。只有一条，夜里，睡不了囫囵觉。尤其是农忙的时节，牲口们辛苦，总得起来两回，给它们添夜草。马无夜草不肥。这话是对的。那时候，看牲口房的是槐叔。槐叔懂牲口，在芳村，原是出了名的。脾性多烈的牲口，到了槐叔手里，都变得服服帖帖，像低眉顺眼的小媳妇。槐叔最喜欢干的，就是侍弄牲口。每天晚上，他都要给牲口洗澡。他拿一把鬃毛刷子，蘸了清水，细心地把牲口的全身擦遍。牲口呢，这种时候，像疲惫的孩子，尽情享受着母亲的呵护。它们一改白天里的风驰电掣，鬃毛飞扬，它们变得温绵，乖顺。它们的眼睛亮晶晶的，在灯影里，闪着湿漉漉的光。槐叔是个邋遢人，他侍弄的牲口，却个个油光水滑，漂亮极了。
乡间常有牲口先生，专门修理牲口，劁牲口，铲蹄子，剪鬃，还给牲口治病。这种牲口先生常在各村游荡。目标就是生产队的牲口房。牲口先生来的时候，槐叔就把他请过来。有时候，也并不做什么，只是蹲在地上，一边瞅着牲口们吃料，一边说一些闲篇。比方说，哪个队的牲口脾气暴，连人带车都翻了沟。哪个队的牲口温吞水，抽断了鞭子，也撒不开蹄子。说着说着，槐叔总是会把话题转向自己屋里的牲口。这个时候，槐叔的话就多了。那匹小桃红，整日里卖弄风情，简直是风流小媳妇，整个芳村，再找不到第二匹。那个灰灰，是个淘气包，干活却是伶俐得很。那头老黑，真是老了，神态安详，目光柔软，让人忍不住想多疼惜它。下午的阳光照进来，有一大片落在草苫子旁边的地上，映着水筲里的水，微微荡漾着，像柔软的绸缎。牲口们正在吃草，沙沙的咀嚼声，马嚼子碰在石槽上的撞击声，偶尔，不知哪个家伙打一声响亮的响鼻，一只鸡探头探脑地走过来，瞪着谨慎的眼睛，朝屋里看，这个时候，倒被这声音吓得哆嗦了一下，飞快地闭了闭眼。牲口房里弥漫着青草的腥气，混合着牲口们身上热烘烘的气息。墙上，挂着一杆鞭子。这可真是一杆漂亮的鞭子。鞭子的梢子由几股麻绳拧成，由于常年的磨砺，变得油亮。鞭子的柄，缠着各种颜色的塑料绳，密密匝匝，一段红，一段黄，一段绿，斑斓极了。当时，我们几个小女孩，简直眼馋得很。我们极渴望有一天，槐叔能够从上面拆下一段，我们拿来扎小辫。然而，一直没有如愿。槐叔是使牲口的好手。对于这杆鞭子，自然格外偏爱。他高高地把它悬挂在墙上，轻易不让我们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