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社会里，西方传入的“现代学术体系”划分出了历史这一学科，于是就有了历史学家这么一类人。可历史学家究竟是些什么人？在做些什么事？一般人往往不太了解。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历史是枯燥乏味的，历史学家也不过是一群埋首故纸堆的“穷酸文人”。这反映了书斋中的历史学家与社会的一丝隔膜。最近姚大力的新着《读史的智慧》一书则正似面对此种局面并可以解决这种困境，因为它是一本走出书斋的历史学著作。
说它走出书斋，首先是作者预设的读者有了变化。本书所直接面对的读者不仅仅是专业的研究者，而包括更加广泛的普通大众。这某种程度出于作者对于自身处境的反思。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或者人文研究的从业者，他该如何为自身定位？他的社会责任该以何种方式体现？很多时候，我们的专业研究者将自己封闭在学术的象牙塔里，搞着所谓“纯学术”（这里指某些人自以为是的“纯学术”）。同时又往往抱着“精英阶层”的傲慢，斥责非专业人士在某些方面知识的缺失。在这里，我并非否定学术上的钻研，毕竟在专业领域追求历史“是什么”，探索它“为什么”，这是历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但是，历史学家又岂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近些年来的所谓“国学热”除去背后意识形态的推动和金钱名声利益的驱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人对于人文方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向大众介绍、传播人文知识与精神，专业研究者责无旁贷。但实际上，如作者所指出的，“绝大多数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人，一面慨叹几乎要被‘戏说’气死，一面却依然故我地只顾埋头炮制远远离开大多数非专业读者的兴趣及其阅读能力的‘论文专着’。”所以说，当前的一些不良风气及其造成的普通大众对部分历史的错误认识，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士也担负着一定的责任。那么，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向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引导大众自己探索历史之“谜”。在这本书里，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与哗众取宠者、追名逐利者不同，作者没有“戏说”，没有为了博人眼球而故作大言，更没有天上地下的乱吹一通，而是力图在用平实而生动的语言讲述历史的同时，也告诉读者自己在历史研究中的乐趣与喜悦，进而引导读者“从耳食之人变成原始文本的阅读者”。这个时候，历史学家只是一个引路人。对于有些历史记载模糊不清的地方，作者并不随意附会，并告诫读者也“不要强作解人，方凿圆枘，而宁可持一种开放性的存疑态度”，每个人可以凭自己的认识做一种合乎历史的想象与推测。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反对在历史之外做些想象，反倒强调创造性的想象力对历史研究必不可少，问题关键在于这种想象要经得起历史材料的检验，也就是不能与我们已知的历史事实相冲突。否则它就不是想象，而是“戏说”了。
除了要贴近普通大众外，历史学家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要坚持人文属性也同样重要。历史当然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不容改变不容涂抹的真实，但并不妨碍在研究时渗入研究者个人的情感寄托与现实关怀。饱含人文关怀的历史学研究不是简单地为了某种目的将历史与现实相比附，而要“具有一种更开阔、更深刻的整体性关怀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敏锐洞察力，把他正在讨论的问题放置到人类普遍经验的认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讲述”。历史学家对于他所生存所面对的这个世界，要有亲切的认识和清醒的观察。比如作者在评述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在讨论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在解说徐复观先生的国际政治评论，在纪念“老三届”上山下乡40周年等等之时，无不包含着对我们当前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所以读起来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更会促进我们对相关问题的反思。或许可以说，人文关怀是历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高贵的灵魂，也是历史学家生存于世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而整体上缺乏人文关怀的历史研究或许仅仅是干瘪的资料与理论堆砌，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姚大力的这本书显然不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