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贵州瓮安“6·28”事件因一本新书再度被聚焦。新华社贵州分社原社长、高级记者刘子富在对瓮安事件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写成《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一书，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此书详细叙述了瓮安“6·28”事件发生的全过程，系统总结了贵州处置瓮安事件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新时期新阶段处置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新理念——“新群体事件观”，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为《新群体事件观》作序。他评价说，此书“文字生动、形象，分析鞭辟入里，通俗、易懂。这是一本供党政干部学习处置群体事件的好教材”。
过去旧的处置群体事件的模式再也不能因袭沿用了
刘子富在新书中，将“新群体事件观”总结为六个原则，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及慎用警力原则。
“新群体事件观”是相对于旧有的、沿用多年的处置群体事件的模式而言的。过去习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的思维定势看待本是经济、民生诉求的事件，并将其视为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凡事发生，还未及细查就匆忙定性，如，“有组织、有预谋”；或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教唆”；或称“有黑恶势力操纵”；或直接称“街头政治”。将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群众，轻则称其为“不明真相的群众”；重则称之为“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闹事者”、“不法分子”等等。处置措施上，随意动用警力，动不动就将公安武警推到第一线，让警民直接对峙、对抗，随意采用强制措施，随意使用警械、武器，简单地以暴制暴，酿成流血事件。
在今年的“两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过去，对这类事件的说法已经形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的公式，我们打破了这样的公式，实事求是地公开真相，问责不作为的干部，这正是对我党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贵州省积极、稳妥地处置“瓮安事件”的成功经验表明，过去旧的处置群体事件的模式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消减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激化矛盾，导致暴力冲突升级。这种对社会稳定无用而有害的模式再也不能因袭沿用了，必须确立“新群体事件观”，才能妥善地防范、引导和处理群体事件，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丢掉“现场第一原则”，错失控制局面的机会
所谓“现场第一原则”，就是要求在群体事件发生之初，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应当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面对面地做群众的工作，解答群众的问题，疏导群众的情绪，化解现场一触即发的矛盾。《新群体事件观》中提到这样一个情节：群众聚集起来之后，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无一人赶到现场和群众对话，错过了及时控制局面的机会。
书中写道，“6?28”事件发酵时间长达7天，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思想麻痹。事到临头，州、县领导班子又茫然不知所措，现场已有学生和不法分子在冲击公安机关，冲开警戒线，掀翻警车，放火烧警车，群众起哄，拼命鼓掌，呐喊“加油”了，他们却坐在会议室里召开紧急会议、专题会议，研究处置对策。
反思瓮安“6?28”事件，瓮安县党政主要领导丢掉了当今中外处理社会突发公共危机“现场第一”的原则，没有一个出现在现场，敢于面对群众，敢于承担责任，坦诚与群众对话，讲明事件真相，说服群众，疏导情绪，引导群众，安抚民心，乃至群体性事件越闹越大，逐步升级，矛盾激化，矛头直指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公然挑衅县委和县政府，打砸抢烧事件持续7个多小时，瓮安失控7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