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说：“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
这部小说的标题是“河岸”，河与岸，组合在一起，是矛盾的。“河岸”这个词语，理解时是朝“岸”的意义来理解，当然，这其中寄予了意蕴丰富的希望。然而，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河”绝对不是一种陪衬，“岸”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主要表意部分。河与岸，在小说中成为有疆界的两个世界。
苏童成功地划出了这两个世界的疆界，但这两个世界都被库文轩虚妄的精神幻境笼罩，它带给库文轩的是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河与岸两个世界，库文轩始终站在一个亲人荣耀的光环之上，这个亲人是她的母亲———邓少香烈士———这个他记忆中不可能共同生活过一天的人，他对她怎么可能产生超越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深挚情感？其实，他的荣耀(甚至当上了书记)在岸上来得莫名其妙，他被流放到河流的灾难便也来得莫名其妙。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作风问题”反省过，但为了维护烈士母亲的荣耀竟肯自断尘根。
库文轩表现出的是偏执的“近乎病态的狂想”(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约翰·厄普代克描述对苏童作品的印象)，库文轩失去了个体意识。于是，库文轩成为了守候在河与岸两个世界的最为不幸的人。
不可承受之轻使得库文轩不得不背上沉甸甸的纪念碑，方可自沉于河底。作为个体的他至死捍卫自己以及其时集体虚拟的，对立的两重天。库文轩曾在河里获得过生机———母亲遇难后装着他的箩筐随潮水漂走，他因此与神话挂钩———鲤鱼在河中托着他，库文轩便是在这种带迷信色彩的精神环境中长大的。这样看来，或许库文轩一代和“库文轩意识”的悲壮谢幕，正是中国社会祛魅的兆征。
我认为，该小说用第一部分《儿子》的第一句(也是仅有的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给《河岸》定调的同时便已经给世界划出了疆界，此外，还暗示了自己小说的表达方向———以个体意识为标准来划分两重天。库文轩是烈士邓少香的儿子；库东亮是库文轩的儿子，两代“儿子”是两代人。库文轩丧失了个体意识，而库东亮并没有丧失个体意识，他们生活在一起，共同亲历了磨难。故事的叙述者库东亮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将“我”划进故事的同时，也将“我”划到了旁观者的席位。
作品以人伦关系作为故事发生的起点，以人的个体意识作为新标准，以通透的“没有什么可抱怨”(见苏童小说第二段)作为叙事的情感基垫。《河岸》传达的重点将不再是反思，不再是批判，是具备大胸怀之后用个体意识、个体的担当来看待历史，用健康的心态构建我们民族志学中遗缺的一页。
《河岸》告诉我，中华民族是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本民族和自己所在的时代负责。再次默念小说的第一句“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发现小说的叙述者“我”(库东亮)和历史保持了亲切的距离，五味杂陈，但毫无怨尤。是的，“没有什么可抱怨”，因为，那“一切都与我的父亲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