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在北京跟北京的作家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基本上有三种，一种左派、一种右派，一种中间派，整天打得不可开交。我发现左派晚上变成右派了，右派晚上变成左派。所以北京有一句话：逢左必右，逢右必左。什么意思？就是属于你是左派，我马上变成右派，要不然我没有话语空间，我跟你一样那还讨论什么？这种东西对于写作的影响极大。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当年李清照，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诚，赵明诚是一个军事学家，喜欢收藏，他经常跟李清照两个人出去收东西。他们爱情中很多甜蜜的东西都和收藏有关。收了东西以后，突然时代发生剧变。全家仓皇南迁，逃亡。赵明诚因为做官，他一个人先溜了，家里的老小、辎重、所有东西全部交给了一个妇女李清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或者对经验的规范里面，理应如此。当年老舍抗日战争中，逃到昆明，家里的母亲、孩子一大堆都得交给他妻子，所以他的老婆九死一生把小孩带到昆明见到老舍的时候，从这样一个女性的思维来讲，她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人问过。我也没有问过胡先生，是因为我觉得不用问，男的当官，重要而已。他先走，他干大事去了，其他事情当然就交给内人来做。李清照当时也是这样，她押送着东西逃到徐州，徐州又失陷，逃到南京，再到浙江。逃到南京的时候，赵明诚已经到湖州去当知府了，已经做官了。大概南边的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了。然后两个人开始告别，李清照站在岸上，赵明诚在船上。李清照觉得心里不踏实，觉得我们两个人分手就是生死之别了。但是丈夫这么绝情，什么事情都没有交代。李清照大叫一声，说如果再遇到敌人把城攻陷了，我怎么办？丈夫说，如果遇到敌人攻陷，你先把辎重给我抛了。如果还不行，你把衣被抛了。如果抛了之后你还逃不掉，你就把卷轴书画我收藏的这些东西扔了。如果还不行，你可以把我收藏的古董也扔了。但是最后有个东西不能扔，钟器，实在不行，你和钟器共存亡。李清照明白了，我的价值和这个器物一样。胡继兴没有问，我们也没有问，可是李清照问了。李清照突然在那个年代里面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流传至今，《金石录后续》，李清照这一问，问出了一个大问题。对于所有女人来说，传统道德约束下的妇女，她的情感、生命，她所有对这个事情的感觉，在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寄托？这个当中，赵明诚给他划出了一条秩序，先扔什么，再扔什么，最后你跟这个东西共存亡。作为东西都交代了，我怎么办？丈夫说你是可有可无的。中国的传统经验就是如此，所有人都不问。这种方面，除了秩序之外，还有等级。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我们先要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等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我们基本上生活在这样一个话语的控制之下。我们也自以为被这样的经验所把持，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文学的意义在于经验和他者的关系
说到这里我们要再次引入一个概念，什么是现实的规律性。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中，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可以管住小道理，如果你拥有的是小的道理，很不幸，你得牺牲了。比如说我对这个社会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不一样。那很悲惨，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中，你很可能很孤立。你很可能得不到说明，你的生命得不到说明。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惨痛的。现实的要求中，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大陆的朋友们可能知道中国的四九年革命，一直到文革，这个历史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道德，就是集体主义，你个人要牺牲掉，你牺牲掉，别人可以存活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当然你可能会问，我死了，这个社会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会告诉你，比如说你有家人，你的儿子会生活在很好的环境里面。如果你没有任何亲人，我可不可以不用牺牲？你也要牺牲，因为你跟所有人是一体的，他有一整套的学说来保证你做出某种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个人说，我还有一些个人的嗜好，大的集体统一行动，会导致很多不方便。比如说我作为女孩子，我在战争中我需要化妆，我早上起来先要洗脸，把头发梳一梳。大家看《青春之歌》，大家看左翼的很多种，你们就会记住，所有对个人的隐私、个人的情感想要做一点保留的人，我们通常把他称之为小资。我回香港以后还要专门开一个会讨论小资在中国变化的问题。他和中国社会构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大阵营，比如说反核，比如说环保，我们今天社会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环保。在中国大陆还有反腐败，你在任何一个话语里面都可以写作一辈子。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所有这些话语，他都是现实化，他都在现实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所有这些话语他都属于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我姑且把它称之为理性和逻辑的范围。我们的理性能够看到的，我们的逻辑可以把他覆盖的这样一个范围。他最通常表达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称之为道德。道德的要求是最根深蒂固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来摆脱这个道德底线。但是道德也好、理性也好，所有的现实要求也好，他都属于这样一个理性和逻辑的范围。除了这个范围内的东西之外，这些东西都照亮了我的经验，我有经验我可以证明。我们自动启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这当然构成了写作中我认为很悲惨的一个环节。很多人都这么些。而我认为他们写不好，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看不到这个东西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东西。阿多诺把这个东西称之为“存在”，康德把这样一个混沌未开的东西称之为“物自体”，叔本华把它称为“权利一体”，它是一个我们现在还不认识、非常庞大的一个物体，它还没有被理性之光照亮。一个好的作家要同时处理好这两方面的东西。我们很多写作的人只看到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其实更大，比如说尼采在一八四几年开始看作为抑制和表象世界的时候，看叔本华的《临界》，他突然觉得世界发生了一个坍塌，他一生中讨论最重要的问题是道德的问题。尼采说，昨天的道德到了今天很可能变成非道德。你的道德到了我这里很可能变成非道德。尼采在论道德的普世里面，当然他攻击的对象主要是教会和道德两个部分。我认为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尼采、叔本华，他们所呈现的世界构成了我们当代知识里面及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尼采写作的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作家跟他同时代写作，这些作家就是托尔斯泰、托斯陀耶夫斯基。他们关注的是同样的问题，晚年的时候尼采在看托斯陀耶夫斯基的作品，非常激动。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和作家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同样的问题。这是尼采认为，他的迪奥尼索是怎么来的呢？是一个希腊的合唱队，表演的部分是理性的，有故事、有情节，我们看的很清楚。他背后的东西我们看不到。背后的东西通过合唱队来表现。所以尼采有一句话，我后来把它用在《隐身衣》这本书的最前面。尼采说：假如没有音乐，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错误的，就是一个谬论。他去聆听了音乐里面包含最深的智慧。这也是阿德诺反复讨论的关于奥德赛的问题。奥德赛在航海的时候，碰到一个妖怪，这个妖怪叫赛伦，这个赛伦会发出非常美丽的歌声。水手都会受到诱惑。一种水手会远远的绕过他，理性行走，这种人获得一种安全生活。但是还有一类需要去获得真正的生活。这个人就去了，过去以后船就触礁，死了。有没有办法我既要得到社会的真实，也去聆听智慧，同时又不死呢？阿德诺说，其实在早期，在《荷马史诗》里面已经提到一个答案，奥德赛让人把自己绑在桅杆上。然后让船开过去，他既可以听到音乐，又不会掉到海里。这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后来阿德诺在启德辩证里面专门讨论这个神话，我们在同时处理这两个部分的经验。一个经验是被理性照亮的，一个经验是沉睡。这个方面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们今天写作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我们眼前可以被归纳、可以被分析的所有的经验的话，写作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托尔斯泰说的自动化的写作，或者叫自动化的生活。他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一种自动化的生活，从来不去思考自己的存在到底为什么。托尔斯泰说，这样的人活了一辈子恐怕一天也没有活过。今天这个社会自动化更加明显。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今写作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