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语可谓精辟。今日中国之大学，投巨资建楼馆已然不新鲜，但下大力气延请名师却没听说过。时下之大学，不过是追名逐利的场所，干学术和文化何事？莘莘学子能够安心读完四年大学，不被李刚之流的儿子开车撞死，不在学校厕所裸身而死，不被老师带出去吃饭坠楼摔死……已属万幸，何敢奢望受教于大师，成长为栋梁。四年之后毕业不失业，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偿还一个家庭的债务，便是不孚众望了。由此而反观陈平原教授等人纂录的这册《民国大学》，不由唏嘘长叹。彼时之学生是青年，彼时之师长也是青年也。所谓青年，并非指年龄的限定，而是指心灵。当一个人拥有一颗勇于担当的心，有一颗充满创造力的心，有一颗燃烧激情的心，他就永远都是青年。所以，民国的大学，是青年的天堂。
《民国大学》一书并不讲传说，也不罗列历史八卦，而是由当事人留下来的文献为基础，有选择的编辑取舍，从而能够使读者横向的比较各位教育家的执鞭思想、学生就学情况、学术发展情况、设备建设（图书馆）情况等等。
民国的大学，大师云集。倡导新文化的教授固然高歌猛进，抱持旧思想的教授也富于君子之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手持新思想的利剑，其目的在于打破旧时代的黑酱缸。辜鸿铭、刘师培、黄季刚……等人紧抱着旧学的经卷，其目的在于守护数千年来的文化。不论是新文化的先锋，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中坚，在真正的学术面前，实无优劣之别。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全盘抛弃旧的东西，或者全盘吸收新的东西，都有以偏概全之嫌，只有让新与旧、前卫与传统碰撞，才能迸放出适合这个时代的文化火星。正因为具备这种高瞻远瞩的情怀，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潘光旦等一大批志在复兴国家的教育家执起了各大高等学府的牛耳，谱写了一曲近代史上的教育华章。
当时的大学蓬勃着学术气氛，不但教授与教授之间相互诘问，驳难，学生与教授之间也是毫无藩篱，也可以驳诘教授。校园里经常出现这种状况，东边的教室里某教授在畅谈进化论，西边的课堂上一个教授正在细说儒家理想并大骂新思想；灯火通明的教室里某教授在讲拜伦的诗，室外的花园里某教授却带着一群学生秉烛夜游，讲关于月亮的诗词……当时的高等学府充满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当时的教授有个性，学生不盲从。教授的个性在于，他可以按照专长开课，甚至一些绝学（如梵学、佛学）；学生的理性在于，他们敢于驱逐专制或不学无术的教授（甚至校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不但术业有进步，而且思想有深度。这样的大学，才是具备真正大学精神的大学。教授固然有学术专长，而且有担当精神；学生固然能自立，而且有健全人格。
我游走京津时，曾多次寻访和民国大学相关的地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等处遗迹，以及教授们的故居。大多数教授们的居留之所已经无迹可寻，只在清华园和北大校园的不起眼的指示牌上会看到一些温暖的门牌号，回来核对资料，才知道多少号住着某位大学者，多少号住着一位诗人，多少号住着一位负盛名海内外的大家……然而这些也是很有限的。
保存较好的故居大概鲁迅先生的吧（因为辟为博物馆的缘故），他曾在北京女师执教，并曾大力支持学生驱逐校长的运动。和所有教授一样，他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人，但自身国学功底深厚，以极高的学术热情校勘整理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谢承后汉书》等大量古籍。他还喜欢与教授、学生交流，在他的客厅里，曾经长期性的聚拢着一群人，形成一个沙龙性质的松散团体。和同期的大多数教授一样，鲁迅先生对青年人寄予厚望，与他们谈论文学，谈论理想，对专门来求教的青年尤其不吝赐教。尤其可见民国教授之风度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