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自己漂浮在时间的河流里，同时也一直被“时间”问题困惑着。从奥古斯丁对时间的怀疑开始，在艾柯的时间河流里寻找和确定坐标，到暧昧而坚决的M·普鲁斯特，他觉得时间可以摧毁一切，但也认为回忆具备保存的作用。他告诉我们的保存方法是“某种回忆过去的方式”。
2006年夏季的一个雨天，我在书店里与《预测未来/剑桥年度主题讲座》不期而遇。翻阅那本书时，书店窗玻璃上流动着水珠。也许是机缘或者巧合，我找到问题答案的另一部分。着有《告别上帝》、《信仰之海》、《时间》等著作的剑桥大学教授唐·卡皮特，在《最后的审判》中提到了循环时间和线形时间。看到这些文字，我恍然大悟，正如K·拉纳所言：超越时空之后，无论如何人们都能找到相遇的地点。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年前那个充满咖啡豆气味、灯光柔黄的房间，我与到大连开会的毅横交流。他说津子围你运气很差，你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可总是和文学潮流“擦肩而过”，成不了走红的作家。作为评论家的毅横对我的小说关注多年，他认为很多小说具有探索性和文本价值，比如《眼镜》中的荒诞、《三个故事和一把抢》的解构、《马凯的钥匙》的象征、《在河面上行走》的诡奇。那时我住在胜利路桥北“大连自然博物馆”后街，那个米黄色巴洛克建筑是大连百年前的第一个市政厅。每天下班，我都走在那个小广场和通往胜利桥的路段上，小街十分静谧，间或有灰鸽子或喜鹊飞落，路的两侧是欧式风格的小楼，小楼错落有致，基石腌渍岁月，木栅栏陈漆剥落，以至多年后，我常在梦里回到那个有尖塔和草色铁皮屋顶的小街。去年，几个朋友去胜利桥北吃贵州菜，我以怀念的心情去住过的老房子看看，现在那条街被改造了，叫俄罗斯风情一条街，不过，我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复制的建筑很生硬，充满了生水泥的味道，尤其是商铺人流十分喧嚣，我的老街仅仅成为了记忆。
记忆其实是时间作用的另一种方式，小说与记忆关系密切，是一种特殊的时间表达形式。仔细想想，我们对生活的某个深刻记忆也许只是具体的细节，往往是一个故事片段、一件难忘的冲突甚至一句有意思的话。或者这样说，小说是人们差异化的记忆和个性化的体验。进入2000年以后，我将注意力转到了“传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的中国”上，不吝惜笔墨地叙述“知识分子”和城市“普通市民”这两个群体，我的小说世界里有一群“小人物”：小公务员、小警察、医生、教师、学生、夜班司机、看门人等普通劳动者，他们既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也“活”在我虚构的精神空间里。坦率地说，我对那个世界的“小人物”充满了感情，《天堂的桥》、《上班》、《一顿温柔》、《共同遭遇》、《月光走过》、《求你揍我一顿吧》等，都倾注了我的情感。同时，我也特别感谢小说中的人物，在他们不断被塑造的过程中，是他们让我对一些概念，诸如“温暖、悲悯、感动”清晰起来。并且，叙述也越来越靠近传统文化的中国元素：宁静、平和、自由和开放。
这个转化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确切的时间，也许是伴随着怀疑开始的，怀疑某种表达方式，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潜质。当怀疑持续延伸时，改变大概悄然进行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沉浸在西方哲学和文学里，阅读量也算是大的。后来，我觉得传统文化在思想里回归了，如人与自然的观念、人自身内修与外修的统一等在小说创作中自然会体现出来。我认为，中西方文学的差异性体现在“逻辑”和“语言”上。乍一看，逻辑和语言是同向上的关联，其实，它们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个体生命与世界的联系方式：一个是理性主义，一个是自然主义。严复说中西方文化是两座高山。我部分地同意这一说法，是因为它们起码不是两条河流，河流可以融合，而高山只能对照。随着个体时间的积累，我越发觉得汉字具有魅力，写作时我常有这样的体会，一段表达同样内容的文字，每换一个字，视觉效果就不同，文字上有场景、色彩、气味和理想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