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念的是佛教小学和佛教中学，佛学老师最爱用《西游记》来唤起孩子的注意力，由孙悟空讲起，讲到猪八戒和沙僧，再讲到牛魔王和蜘蛛精，最后落到玄奘头上，说他如何舍身求法，把大量经典带回中国。虚拟与现实之间，小说与历史之间，这样的一位精进的和尚，深深吸引年少的我。
当然我亦是于长大后才知道玄奘是个有血有肉的好家伙。先读季羡林，再读钱文忠，始知道玄奘真不简单，懂得讨好皇帝高官，懂得跟竞争对手争夺资源，懂得广收门徒以展事业，亦唯有如此，始能成其大业。
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玄奘：“一方面，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周旋于皇帝大臣之间，歌功颂德，有时难免有点庸俗。”人在屋檐下，纵是高僧大德，亦要低头，关键是低头求取的到底是个人利益还是佛法事功？于唐三藏，很明显，是后者。
钱文忠亦提及玄奘的一桩“丑闻”。印度有一位僧人来华，取名福生，带了五百多夹佛经，打算在西安长居译经。但不知何故，“福生受到了玄奘的严厉压制，不仅翻译工作无法进行，而且最终还被逼离开了长安，最后死在瘴气之地，而福生随身带来的五百多夹梵文经典却被玄奘夺走了”。
玄奘大概出生于公元600年，俗姓陈，年幼出家，通晓西域文字。他西行求法，一去十多年，九死一生。六十五岁圆寂，去世前梦见莲花白象，弟子问他：“和尚决定得生勒内众不？”玄奘轻轻回答：“得生。”
何等自信，何等自重。一辈子的努力功德，足让玄奘安详闭目。而于千载之后，如果当地以“发展”之名拆解兴教寺的宝塔法殿，实在对不起这位勇敢西行的法师。（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