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现在的兴趣点已经转移了，语言接触、汉学、中外文化交流都是我感兴趣的，在这些领域我也都写了一些文章，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我的专业就是历史地理。应该说我的专业就是旁门左道。正因为此，我也没什么专业思想，我也不是那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人，我只会在这棵树上吊一会儿，到那棵树上吊一会儿。我最钟爱的是书，什么书我没有看过就一定要想办法看一下，读未见书如逢甘霖，这样才有意思。
不以专业束缚自己也是种愉快
南都：你也写过一些新闻史的文章，应该也是你研究的很重要一块。怎么会突然转过来研究新闻史了呢？
周振鹤：对，新闻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把研究新闻史的朋友得罪了，目的其实是请他们注意究竟该到哪里找史料。要知道，中国近代新闻业是由传教士做出来的，但很多研究新闻史的学者过去甚至都不去看传教士材料，不去看国外的材料，所以近代新闻史这一段一直有提高的余地。
我后来写了几篇新闻史的文章，当时甚至还批评过新闻史的权威，所以有人就来炮轰我。后来邹逸麟先生跟我开玩笑说，要留一口饭给别人吃。以后也就写得少了。其实介入新闻史这种情况也无可厚非，因为发掘史料还是历史系出身的人比较有经验。
南都：你好像特别喜欢做些跨学科的研究。
周振鹤：我喜欢做没人注意到，或者搞错了的东西，因为不做接缝处的学问，你就解决不了问题。正是这种接缝，横断、交叉的学科缺少人做，因为做起来不仅需要两方面学科的基础，而且你还必须得思维缜密，逻辑推理能力强，看的东西多，知识面足够广。
现在有些人做研究，如果他做明代的东西，根本不看清代和宋元时代的书；做近代史不看古代的书；研究古代史不看近代的东西。那怎么行？说句得罪人的话，这样的学者很难做到一流。过去傅斯年要一名年轻人做明史，就不准他看清代的东西，我觉得有点过分。
南都：你自己没想过要收一收？
周振鹤：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做到哪里是哪里了，没有收不收的问题。我今年做《政治地理十六讲》就是把政治地理结束一下，以后有时间再增订一两讲。
《政治地理十六讲》做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交代。《方言与中国文化》也是一个交代，每个领域做个东西可以交代，我就可以结束了。一个题目老是反复写几十遍有什么意思呢？有那个时间我要看新的东西，你总得让自己精彩一点。别人叫不叫我专家，那都无所谓，我要的是取悦自己，我觉得求知是一种愉快，我不但从阅读当中体会到这种愉快，我自己做我觉得有挑战性的研究，不以专业来束缚我自己也是种愉快。
南都：你有没有考虑过写一部通史呢？
周振鹤：绝对不会，写通史有写通史的人，我还是比较喜欢解决具体的问题。有些人善于把别人的东西做归纳、综合的研究，我们专业做这样的归纳也有，但同时要有像吕思勉先生那样的专门的人去做，没有他那样的才华就不要去做。
我现在也尽量不去说些大的道理，还是尽量多做些具体的东西。你得先把是非问题解决了，人家觉得你是有根基的，这样才会相信你的话。我现在教学生就是这个道理。过去章太炎说“学以求真”，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
南都：你怎么看方法论，你是否受到过什么方法论的影响？
周振鹤：没有，我经常说我弟弟，他很看重方法论，总觉得方法论如果不搞通，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好。我就说他，搞方法论就是舍本逐末，你要做学问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就会给你总结出方法论，你去看方法论的东西，是做不出来的，没有用的。我跟很多人说过，你们每个人做的博士论文，或高或低，你做个砖头出来，别人在这一领域要进行研究一定要提你，绕不过你，那就成功了。砖头大小不一定，但你要做标志性的东西，不要做出来后别人不用看你，也可以解决问题，那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