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
1941年生于厦门，1959- 1963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矿冶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 8 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方言与中国文化》、《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等。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六月底，周振鹤刚刚送走一批博士生，这让他着实松了口气。为了指导这批学生的毕业论文，他有大半年没有做自己的研究了。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加上自己的兴趣面不断扩大，周振鹤愈发有了“只争朝夕”的感觉。
周振鹤现在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西交通史和明清入华传教士的研究。这似乎很不符合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谭其骧弟子的身份，毕竟这些题目同“历史地理”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我做研究就是这样，你很难让我吊死在一棵树上，我会在不同树上吊来吊去。”仔细检索周振鹤的研究范围，除历史地理外，还囊括了语言学、中外语言接触史、近代新闻史和中西交通史。
但凡只要周振鹤介入的领域，他总能单枪匹马闯出一条新路。“我的原则就是，每个领域做出点东西可以交待，那我就可以结束了。一个人几十年搞一个东西有什么意思？你总还是要让自己更精彩点吧。”
37岁开始学术生涯，师从谭其骧先生
南都：你在“文革”前便从福州大学矿冶系毕业，1977年考复旦时，为什么会选择读文科的研究生？
周振鹤：文科的东西可以说是我的“余事”，不是我的正事。我原来年轻读工科的时候爱好就是文史，喜欢看书和买书。因为我父亲是所谓“工商业者”，运动一来就被整了，所以当时我家也没什么钱，但我还是一直都会买书。
1958年考大学时，我的数理化成绩非常好，自然选择了考理工科。这是当时的风气，数理化好的学生肯定会去读第一类的理工科。至于为什么是矿冶系，当时并不是自己的选择。1957年“反右”之后，学生能读什么专业，并不是根据考试成绩，而是看你的政治情况如何(这些都是二三十年之后我才知道的)。因为我父亲是小资本家，又是“右派”，所以最后录取我的是矿冶系。说是采矿，其实就是挖煤，是当时最苦的工作。
南都：为什么会先在厦门大学读，后来才进入福州大学呢？
周振鹤：我中学读的是厦门市第一中学，在福建是非常好的学校。按理说，当时我们多数人应该是要去全国重点大学的。但在1958年，福建省要办工业大学，因此我们这一年的学生基本上都出不去。当时虽然学生招来了，但学校实际还没办，所以福建省只好把我们先放在厦门大学。
在厦大一年半后，福建省办了福州大学，我们工科生就全部转去了福州大学。从福州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分配到湖南当助理工程师，一干就是15年。如果我1978年没有再参加高考，我现在可能就是退休了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回头看，相当于是耽误了15年。不过大学念理工科不能算是耽误时间，学文科之前念理工科还是很有好处的，我后来培养出的最好的博士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