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在湖南的15年对你的学术没有太大帮助？
周振鹤：没有太大帮助，当然我还是会看书，看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之类的书，但大多是盲目地看，没什么计划。1977年恢复高考时，最初招生条件是1942年10月1日以后出生的，我是1941年的，所以也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后来教育部又宣布，“文革”耽误了很多人，年龄放宽到40岁以下都可以报考研究生，我那时候37岁，有些动心，跟我太太商量后，得到她的支持后才下定决心去报考。
南都：37岁再去读书，当时压力应该很大吧？
周振鹤：会有，现在37岁都是教授了。不过因为“文革”的原因，当时很多教授年纪都很大了，所以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当时历史地理专业一共考五门，包括中国通史、中国地理、古汉语还有政治和英语。前三门都是我比较熟悉的，而政治和英语又是大家都要考的，所以我就选了这个专业。最后考试成绩出来，就我跟葛剑雄两个人考得最好，最后我们俩被同时录取了。
南都：具体的考试内容是怎样的？
周振鹤：初试是直接将考卷寄到岳阳市，复试是在上海考的。复试的题目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比如要求我们根据《水经注》的一段内容画出河流的分布图，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水经注》是什么，但我最终还是根据文字把河流的分布图画出来了。当时有些人虽然知道，甚至读过《水经注》，但因为古文底子不过关，最后都没能把这幅图画出来。我是少数几个答好这道题的人。
南都：你当时就见到谭其骧先生了？
周振鹤：到面试才见到。当时他中风在医院，我们是在他病床前面试的。他对我的面试成绩相当满意，因为我指出了王伯祥《史记选》里的注有一个问题，他把“右泰华，左河济”中“泰华”解释为“泰山和华山”，但这两座山实际上是在东西两边的，我说我觉得“泰华”就是指“大华山”的意思，因为边上还有少华山。我还引了《山海经》的话作佐证。谭先生当时觉得很奇怪，一个工科生怎么能把王伯祥的注释都推翻？不过他也很满意，所以我的面试成绩应该是最好的。
南都：当时你们年纪都那么大了，谭先生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
周振鹤：谭先生自己会给我们上课，会教一些诸如《水经注》、正史地理志之类的基础课程，但和现在这种正式开课还不一样，主要还得自己学，之后再向老师请教。谭先生有个特点就是他把我们当有基础的人教，跟我们谈话就等于跟同事聊天一样，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学出来的。
南都：谭先生对你在日后学术生涯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周振鹤：应该说，谭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还是一种做学问的精神：别人做不出的东西我要做，要不畏难，不计利害，只论是非，事情对不对是最要紧的，只管它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有没有用是次要的。
我现在有很多学生做的东西也是这样。很多人问他们，你做这个有什么用？我就说，学问的东西不管有没有用。很多人以为我们在做无用的学问，帮我们说话，说无用有大用。我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学问是不管有没有用的，不是说因为“无用有大用”，我们才去做，学问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去解决它，要去弄清楚其中的是非，这才是最重要的。
与葛剑雄一起成为全国首批文科博士
南都：你做了那么多年理工科的工作，会不会一时难以在这种虚实中转换？
周振鹤：因为我一直对文科感兴趣，始终在看历史、文学的书。早期工科是我的“正事”，渐渐倒变成了我的“余事”，变得不再重要了。我在湖南时，对语言也很感兴趣，当时还做了不少语言学的笔记，后来我太太在清理杂物时，不小心这些笔记也殃及了，不然我很可能就报考语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