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是，去参加考试时，我刚好跟考语言学的游汝杰是上下床，大家谈起来对语言文化都很感兴趣。后来我到复旦以后，我们就合作写了一些关于语言文化的文章，之后便有了《方言与中国文化》这本书，1986年出版，比我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出版还要早点。
南都：从《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内容来看，还是可以看出受到历史地理的影响非常大。
周振鹤：应该说，没有历史地理的基础，这本书恐怕出不来。正是有了历史地理思维，加上之前的语言学知识，才能与游汝杰合作，最终把这本书写出来。碰巧我会三种方言，我母亲讲厦门话，我父亲是无锡人，讲的是吴语，我其实从小就是“双语环境”。我太太是长沙人，影响所及，母语、父语与妻语我都讲得来，所以注意到了湘语跟吴语的关系，又推测出闽语可能就是古代吴语的体现，然后才能写出方言跟文化的关系及同移民的关系。
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的知识，这个结论也很难推导出来，因为闽语就是闽语，吴语就是吴语，看不出有什么关联。但从历史地理角度看，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现在闽语地区的人原先就是从古代吴语地区搬来的，只是他们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他们所持方言变迁很少，所以保留了古代吴语的特点。
这个结论后来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丁邦新证实了，他看了我们的书以后，就从语言学角度推断出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
南都：《西汉政区地理》是你的第一本历史地理的专着，这本书也是你的博士论文，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题目？
周振鹤：这是一步步思考过来的。一开始我并不明确要做什么题目，正好有一个小侯国的地理位置引起我的兴趣，就试试看能不能做出来，发现可以之后，才选了一个王国来做。比如说长沙国，1972年发现马王堆汉墓，轰动一时，当时我就在想能不能推测出长沙国在汉初究竟有多大。
此前，一位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说长沙国有9个县那么大，但马王堆墓主下葬是在汉文帝时期，文帝时的长沙国究竟有多大，当时谁也拿不出结论来。于是我就做了这个工作，相当于把汉文帝时的长沙国复原了。做完之后就想再前进一步，汉初一共有10个王国，是不是能把剩下9个都做了，接着就把西汉一代其余9个王国的变迁情况都复原了出来，这就成了我的硕士论文。
南都：你当时硕士论文答辩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振鹤：硕士论文答辩时，来的老师都是老一辈的学术界权威。他们看了我的论文，都觉得这篇论文很不错，解决了几百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相当于把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都写出来了，都觉得可以直接评博士了。
但当时教育部还没正式出台招博士生的政策，虽然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又等了一年多，到1982年才开始正式念博士。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建立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之上，只是把范围又扩大了，把整个西汉政区地理都做了出来，因为之前做的10个王国仅仅是西汉政区的一半，还有另一半政区是由皇帝直接管理的，也需要复原，再加上汉武帝以后疆域政区变迁很复杂，也一直没有人弄清楚过。后一部分大概花了一年多就做完了。1983年，我同葛剑雄同时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全国的首批文科博士。
南都：对于你的《西汉政区地理》，当时学界的评价是怎样的？
周振鹤：当时很多人说我是最会利用史料的。但其实不光是这个原因，史料固然很重要，不充分利用不行。当时我要解决整个西汉政区地理的问题，只依靠已有的传世与出土文献资料根本是不够的。其中的历史空白点太多了，你必须要建立起一个逻辑推理的框架，设想各种可能存在的情况，然后再去逐个排除，留下一个最有可能的推理结果。
《汉书地理志》只是反映了西汉末年行政区划状况，也就是诸侯王国、郡、县、侯国的分布情况，但是西汉末年之前两百年的详细变迁并没有反映，而我必须要把这两百年的情况写出来，这相当于虚构了一个框架，而且你必须去把这个框架填满。我做的这个工作，是将仅由已有史料看不出来的东西做出来，而不是对已有的东西修修补补。如果没有过去理工科生的思维，恐怕不大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