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流民中形成的江右商帮没有出现巨商大贾的话，同样在人口流动中形成的鲁商则有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商人。这类商人一种是官商一体者，如济宁驰名鲁、苏、豫、皖的玉堂酱园孙家，从4000两银子的资本起步，经过百年发展为10万两银子的资本，雇工达四五百名，其酱菜、酒、油、醋等驰名省内外，其东家孙玉堂曾任喜庆年间两广及黔滇、浙江等省巡抚，两湖、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其长子孙善宝曾任江苏巡抚，三子孙瑞珍官至户部尚书。同时孙家在家乡有3万余亩土地。另一个从商更有名的，是号称“丁百万”的黄县丁家，丁家先后有27人次考中举人、进士，五品官衔以上者148人，其当铺、钱庄遍及11个省，相传资产达5400万两白银。另一种是商人兼地主者。比如章丘县的孟家，其代表人物是孟洛川。孟家所经营的 “八大祥”商业，遍布国内许多城市(“瑞蚨祥”即其中之一)，分号达28家，从业人员2800人，清末就有”山东袁紫兰、山西康百万，两个财神爷，比不上一个孟洛川”之说。孟家同时还有大量土地。当然，鲁商中也有纯粹的商人。
鲁商是“被经商”的，但经商并不意味着他们背离了儒家思想，他们在经商中仍然实践着儒家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儒商。我们说的儒商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有文化的商人，但这种文化不一定是儒家文化。现在一些商人企业家自诩儒商或夸某人为儒商，更多强调的是这种含义；另一种是以儒家思想从商的商人。尽管他们从商，但处处以儒家思想为规范，我们这里说的鲁商为儒商正是取的后一种含义。
儒家思想的背景是农耕文化，以农为本，轻视商业。儒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学而优则仕”。鲁商尽管也经商，并有所作为，但在他们心中，从商仅仅是一种不得不选择的生存方式，是一种手段。有了钱，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仍然要入仕。许多鲁商走的都是 “经商—科举—入仕”这样一条路。
在经商过程中，鲁商建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商业道德体系，这种商业道德体系的思想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和“民无信而不立”。体现在商业经营中就是以诚待人、以信接物。这些信念再加上山东人重朋友义气、重承诺的梁山好汉血性，造就了鲁商成功的商业。孟家的“八大祥”，玉堂春的酱菜，正阳楼、便宜坊等字号都成为百年老字号，受到消费者的普遍信任，正是因为这样的老字号既保证质量、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也从不在商业中靠假冒伪劣和欺骗手段发财。这些都是鲁商成功的保证。
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套为人处世或者做人的道理，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行为规范。鲁商在经商中和经商成功后都按这种行为规范行事，按儒家的标准做人。儒家的行为规范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这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明代山东商人史朝佐，不仅以商业成功闻名，更由于他性格豪爽，仗义行侠，对自己勤俭节约而对公益事业是不惜金钱，而为后世楷模。上文提到的孙家、丁家、孟家虽然富甲一方，但都谨记儒家的为人之道，为后世所称赞。而且，与其他商帮的封闭性略有不同的是，鲁商还以宽阔的胸怀接纳其他地方的商人，比如当年的广东、上海、山西、河南、天津等地商人都在山东经商，其实力也足以和山东商人抗衡，甚至还建立了会馆。其实，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所有商帮的指导思想，无非在鲁商种体现得更突出，更普遍而已。（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