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城市战的腥风血雨中，特工们继承侠士遗风，通过历史的传奇，扮演了领袖、信徒、对手、英雄、叛徒这形形色色的角色。
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尽管人们渴望公共租界依然能为所有逃避日本占领军残酷统治的人提供一片安身的乐土，但孤岛还是成了动乱之地。前上海工部局属下的英美行政当局已根本无法抵御日军的苛求，日本军队行将进入并占领公共租界。在爱国情绪的激励下，上海市民把孤岛作为发起抗日运动的基地。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利用租界来进行抗日宣传，收集情报，获取军事物资，密谋暗杀，进行抗日的神经战。在汪伪警察的协助下，日本人也以牙还牙，大肆报复。
在这场城市战争中站在前列的是国民党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的特工人员。军统的首领便是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戴笠。他利用《三国演义》和《水浒》等古典历史小说中的豪侠之风、仁义忠孝之类的语言来激励特工进行生死战。为了恐吓投敌分子，从1939年到1940年间，军统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汉奸行动，其主谋就是戴笠。
“家长”戴笠
1932年，在南京近郊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山陵，蒋介石授命戴笠组建特务处。蒋以黄埔军校前校长的身份教导戴笠在组建特务处时不妨读读《三国演义》和《水浒》这类传统的历史小说，以便从中得到启发。
戴笠坚持必须建立与忠孝仁义传统信念相吻合的组织体系，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表述这些观念，他对部下说：“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我们的同志以仁义而相聚，我们的关系以互忠互信为纽带。”
特务处的核心组织为蓝衣社，由“十人团”组成，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六期同学。从1932年到1937年，这些老同学在戴笠的领导下，靠一笔经费在南京一个特别的办公室里共同生活。他们把这当作家庭的延伸，大家都是结拜兄弟。这个团体带有平等主义色彩，戴笠虽然是领导，也不过是平等兄弟中的一个带头人而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特务处工作量大增，其机构大为扩张，到1938年就变成了军统组织。军统的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其成员多为军统训练班的毕业生。军统局聘用了越来越多的军人报务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准军事的秘密特工部队均配有美式装备。结拜兄弟之间的习惯用语和古代武士的悲壮气概依然激励着敌后地下特工站英勇奋战。
军统局的科层化使工作关系得以正规，但是它并没能取代以往的兄弟义气，也没有改变戴笠的政治文化观念。戴笠给军统内刊题名为《家风》，俨然以家长的身份办理局务。军统组织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献身精神，对个人行为严加约束。他援引《汉书》中的名言“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禁止部下在抗战时期结婚。他制定纪律严禁吸烟、赌博、打麻将之类的不良行为。违犯内部纪律的人通常被单独关禁闭，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违犯局规遭到处决。这种死刑称之为“殉法”，是一种“殉难”的形式，以确保军统局内部严刑峻法的完整性。
戴笠要求军统的同志们具备刻苦、坚定、奉献、忍耐这样的品行，他不断提醒他们，加入秘密组织目的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为了维持军统“家教”的纯洁性，其成员必须随时准备做出完全的牺牲，就像蒋介石亲自领导的力行社“革命战士”那样。
戴笠承认他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高于一切。他刻意渲染自己个人忠于领袖蒋介石的绝对重要性。这样，戴笠就可以要求部下绝对效忠于他。在戴笠看来，军统的任务就是当蒋介石的“耳目手足”。军统局的成员不能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必须满足主子的要求，甘为领袖效犬马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