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强调上下级之间这种垂直的忠诚，也就意味着同志之间横向的手足情义要大打折扣，甚至在特务处内部也是如此。虽然家族内的父子之道与兄弟之情在一定的条件下未必相悖，但考虑到像这样一个中国秘密机构的性质，要在垂直的忠诚和横向的义务关系之间摆正轴心的位置自有其重要的含义。忠孝之道，走向极端就会在领导和集体面前彻底抹杀自我。兄弟情义，则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断，乃至于自主。戴笠和他的部下所崇奉的观念其潜在的自相矛盾看来是理不清的。
正是因为自我抹杀(有时甚至是自我贬斥)，戴笠才成功地赢得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蒋介石曾要求部下必须甘当“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似非而是的结果是，自我抹杀，乃至于完全丧失自我却使戴笠通过掌有秘密权力，反而为他打开了自我扩张的大道。这种做法所付的代价和所得的补偿都相当大。结拜兄弟之间的行为准则与家规族法的内在矛盾，横向的义气与垂直的忠孝的内在矛盾会导致一种模糊的关系，产生不同的秩序问题。
总之，戴笠是利用这种模糊关系的高手。他是军统局内务的主要仲裁人，他对局规的解释对部下可谓是生死攸关。但是兄弟义气本身对他那种生死予夺的权力也有一定的约束。其约束力体现在戴笠不能为了权宜之计而背信弃义。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有充满神秘色彩和英雄主义的刘戈青事件，另一方面又会发生双重或三重的叛逆行为。这一事件使戴笠处理部属行动的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