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老村的《骚土》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后来见到老村本人，了解到这部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孕育了，写了10年，在90年代初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一晃已经快20年了。这让我感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是路遥、贾平凹、莫言开始登上文坛并引领一代写作风尚的时候，而同为陕西作家的老村，此时正在默默地构思并写作一部“非时代性”的作品。在多少年后，这些同路人已然成为了文学史和当代文坛的经典，而老村，却依然在世界的边缘，寂寞于自己的精神持守。
还好公平的天秤总是存在，文字者，在喧嚣弄潮之后，总是要归结到文字中来。老村这些年的作品，有《骚土》《撒谎》《黑脎》《妖精》等长篇数部，另有《吾命如此》等随笔两部。
《骚土》从“从公元1966年冬至写起”，到小说结尾处邓连山自缢身亡，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冬天某日”，这3年，对应的历史事件，正是中国的“文革”。“文革”是中国当代的大历史、大事件，《骚土》用的是侧面描写的方法，写一个小村庄3年的人事变迁。大历史被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琐碎中，这种写法，在2011年贾平凹的《古炉》中再次出现。但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老村拒绝使用一种高度道德化的现代叙述视角，而采用了一种相对自由、活泼的说书人的视角。他在小说的开篇采用了古典小说常用的楔子，而在结尾则是一首文人味十足的七言诗：青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似雪。这一结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模式，老村对这一模式自觉的创造性使用暗示了他的小说美学，他试图写出一种真正中国意义上的好小说。毫无疑问，《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这些经典构成他的写作资源。但老村对这些中国传统的借鉴不是表面化的，也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其实《骚土》在形式上并没有使用章回体的标题结构。他是要从内在的小说肌理向古典致敬。
除了说书人的视角，他更试图在方言的基础上处理现代汉语，将明清小说的语言与现代汉语有机地结合起来。《骚土》的语言因此有了一种特别的张力，它既是方言的，带有地域性的乡土气息；它又是古白话的，里面有古白话精巧清雅的表达；同时它又是现代的，在描写当下的日常经验和生活实感上有准确的表达力。我读《骚土》的时候，首先就是被它的语言所吸引，感觉有一种久违的亲切。这种语言，在当代的小说写作中并不多见，80年代的汪曾祺、90年代的贾平凹、近两年被重新发现的木心，都有这种感觉。
语言之外是人物。现代派写作盛行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不会塑造人物。我在课堂上曾让学生举出几个当代小说中的人物，很少。大家想起来的，还大部分是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人物，比如林道静、梁三老汉、高加林，90年代以后就只有庄之蝶典型一些了。读了老村的作品后，我觉得至少有几个人物具有这种典型性。《骚土》中的庞二臭和邓连山、《撒谎》中的阿盛，这是老村对当代小说人物画廊的一大贡献。庞二臭作为《骚土》的主角之一，有着多重的解读空间。这个以剃头为职业的男人，几乎是小说中插科打诨式的存在。他总在命运似乎将要改变之时突然溃败下来，重新“沦落”为一个不重要的局外人。他是现代中国普通人的命运隐喻，只有极少数人才是历史的弄潮儿，更多是庞二臭这样的人物，被命运戏弄，同时也被历史抛弃。
但有意思的是，庞二臭并没有因为这种戏弄和抛弃而感到沮丧，或者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恰好相反，他对一切安之若素，并享受着那看来并不高级的生活。这是一个活得有趣的人，与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人物大害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现代人，而且是一个现代英雄，虽然老村将他置于一个“水浒”式的情境结构中，却恰好凸显了其现代性。与庞二臭相比，大害其实是一个自我实现欲望非常强烈的人物，他在小说中的一切努力，都是试图改变环境并更新自我的主体。大害充满了紧张感，其内心的冲突导致他最后的精神分裂，而庞二臭则是放松的、笑的，他和世界的关系也显得更加松弛。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老村自我的两个镜像：通过大害，他实现了英雄梦，并亲手将这个梦送上了刑场，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英雄，并有其悲剧色彩；而通过庞二臭，他看到了更丰富的日常和更永恒的历史感。正是通过庞二臭的眼光，老村将不可能看到的东西看到了。在小说叙事学上，庞二臭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