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散文创作是在动态中不断变动、分裂、衍化的，其中伴随着散文创作主旨、创作手法、创作文体、创作理论以及创作观念的更新，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一个散文作家在当下散文写作的位置和作用，准确判断当今散文写作的具体操作技术的优劣，并且能够从中深度观察人性的觉醒与演进，进而可以推知、探讨散文创作的本体意义和文化性质，以及以上因素对散文写作产生的潜在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张宏杰的散文，可以看出，他同样在散文写作实践中努力前行，并时时站在散文的悬崖边上，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眺望、观察和解剖，试图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写作梦想。
记得清初钱谦益曾严词抨击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的拟古主张，从而打乱了明清以来独尊盛唐的统治，鼓励了一种能发挥个体性情的创作兴起。作为一种呼应，比当时诗坛宗师王渔洋年长8岁的苏州人叶燮(横山)，认为“诗文之道无定法”，而“法”有“死法”和“活法”之分。所谓“死法”是指拘泥于成法，此法当然要摈弃；所谓“活法”，是指作诗要自成一家。为此，一个作家在写作中要有“胆”、“识”、“才”、“力”。而“胆”、识”、“才”、“力”这四个字，在这里，还是能较为恰当地概括张宏杰历史散文的写作特色的。可以这样讲，张宏杰的散文使人能够在一段时间血脉贲张，激动不已，其中的原因，不仅是很多人像他一样有着同样的“文学青年”的种种经历，而且是人们确实能够从他的散文中，体验到他在《自序：我的文学青年生涯》中所诉说的种种感受。
随心所欲与“不逾矩的写作”
应该说，张宏杰的创作是站在散文这一文体的悬崖边上的，这需要一个人的“胆”。但这个“胆”却是与“识”紧密相连的，这体现在张宏杰对散文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和把握上。
当今的散文写作与散文研究并没有理清“散文”这一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散文”的文体界定、本质界定问题依然模糊，如此就致使本来就模糊不清的散文概念更加模糊。但是，散文作为一种文体，肯定有它的外延。一般来说，散文被定义为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对它的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而我是倾向于狭义的那种的，即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美文》时提出的那个概念，并稍稍扩大一些，因为一个定义如果将所有的东西都包括进去，那就意味着它将什么都要排除在外了。在观念还没有厘清的状态下，散文作者创作的散文作品的面目是可想而知的。当散文写作的基本常识已经被写作者忽略或者淡忘的时候，能够发现那些接近本质的东西，并用自己多年练就的表达方式和表达习惯，来完成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已经成为每个散文作者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当然，张宏杰的写作无论难易，都会归入散文这一门类中去，因为其散文具备应有的构成要素。但是，他的散文又是游离于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创作，张宏杰的散文创作实践，就是其在散文边界的悬崖上的狂舞，他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忽视以上所说的散文应该具备的诸多要素，至少是在文字之间闪闪烁烁，这对于一个散文创作者来说，是需要一点冒险精神和胆略的。当然张宏杰的散文依然在一条正常的创作轨道上运行，里面有其对于散文文体的“洞见”，或者说对于散文写作实践中的“见识”，这使得他的散文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随心所欲”，但又“不逾矩”。
就拿《无处收留：吴三桂》来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