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历史散文的开拓
“有胆”、“有识”就会生“才”，而这个“才”体现在张宏杰的创作中就是其散文中的“力”，即张宏杰散文的那种蕴藏于内而溢露于外的文字力度。记得清代桐城派代表作家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写道：“文贵疏，凡文力大则疏；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远，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茅坤在评价苏轼时也说：“其疏宕袅娜处，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诸家所及。”可见清朗疏朴的文风会带来一种汪洋澹泊、深醇温粹的风格，古人讲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对于当今的散文而言，也是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的。张宏杰的散文是具有这样的特点的，他的散文有一种书写的自由，这是一种心态的“疏”，沉在这种状态中写作，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力，这种力是宽泛的，四处涌动，有着热血的血性与高度。如果说散文的“散”的意思就是自由，那么“散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文，因此张宏杰的散文表现出了一种有较高自由度、较为壮阔宽远的景象。这点在《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一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此文粗线条地勾勒出袁世凯在1913年前后的思想动态和行为举止，有些字句犹如举起的大锤，重重砸在人们的身上和心头。比如他写道：“甚至直到1913年10月，在他谋杀了宋教仁和粉碎了‘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还都对袁世凯表示支持，仍然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在袁世凯眼里“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democracy共和‘办早了’、‘办糟了’。”所以袁世凯“虽然他推崇西洋政治，事实证明，他对西方政治运作并不真正了解。他羡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但是对议会的制约却无法忍受”。于是袁世凯动手了，最终走向了帝制。比如他在《酷刑：残忍的游戏》中指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残酷。在《神女生涯》中，张宏杰写道：“说起来完全是一种错倒的因果，正是社会的放逐使她们获得了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正是命运的打击使她们的生命焕发出流光异彩。人们剥夺了女子爱美的权利，偏她们能恣情纵意地张扬自己的天生丽质。”因此，对于张宏杰的散文创作而言，它的“力”并不在于浮在表面上那种笔墨的轻重与多少，而在于他对于意境与心力的那种把握，对传统历史叙述的那种开拓，因此，他的文章有一种很大的开阔度，并以此来支撑着自己散文的构架。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作家关注的事物越多，他所写的领域越宽广，他的散文就越有“力”，而是指其在散文中的那种神气、意境、品藻的有无与多少，这不能是刻意的，一旦有意为之，只能有所削弱，这点张宏杰是注意到了，并付诸自己的散文写作实践中。
最后存疑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题材的散文写作，是散文家一个人当家吗？回答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张宏杰的散文也有很多疏漏的地方，或者是有些不能让人苟同的地方。比如他在写那些妓女的时候，就说：“成百上千条的规矩是为那些良家女子制定的，她们不配去遵守。这反而使她们的生命得以保留本来面目。她们站在正常社会之外，反而能有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去看清礼教纲常仁义道德的真面目，看清人性和人生的真面目……她们是这个社会里为数不多的真正清醒的人。”这样的判断肯定是片面的。另外，张宏杰的散文中所写的历史是否准确，引用的史料是否有确切的来源，也是值得商榷的。而且，张宏杰后期的散文写作与前期的散文写作力度截然不同，所用功夫的深浅一目了然，似乎是缺少耐心了，于是整体看来，其后面所写的散文显得粗疏了，轻率了，没有文字的精心推敲，没有思想的用心冶炼，没有史料的充分研读，几乎与一般的普及型的历史读物没有什么两样了，加之叙述方面的问题等，使得张宏杰的散文还有待写得更为精细一点，当然这些需另辟专章论述，在此就不多言了。但是，瑕不掩瑜，张宏杰的散文创作是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和贡献的，它对于丰富我们的创作、开启散文写作的道路，是有着重要和积极作用的，但散文创作并非一件易事，散文创作也不能只专注于单纯的线性叙述，如果要反叛传统的表达方式，就要真正去实践另一种新的散文写作模式，进行对散文文体新功能的寻找与写作内容的挖掘，这应该是对当下散文写作突围的一种途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