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收留：吴三桂》是张宏杰年轻之时的作品，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感觉到作者的激情，能感受到他对正史中所描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警惕。他尽自己所能，小心考证，大胆想象，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吴三桂的辉煌经历，当然也是其悲剧的经历。张宏杰舍弃了吴三桂在人们心中定性的脸谱，试图从历史的大背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揭开吴三桂的面目，揭示那张脸之后的内心景象，又是什么将他的内心铸造修剪成这一个样子的。在文章中，作者发现了埋在历史深处的诸多秘密，比如，他发现“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比如他还发现“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社会动荡时期的某种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当然还有其他，比如单就他笔下的吴三桂而言，他发现“满洲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张宏杰还发现了吴三桂的目光短浅，发现了这个精明的投机者和真正的历史伟人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张宏杰的眼光和目力确非一般，他用他的胆识让历史人物站立在了我们面前，也让那个时代环绕在了我们四周，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散文作家张宏杰的“识”，这是与作者的“胆”拴在一起的两个蚂蚱，互为作用，缺一不可。
发现散文才能发现的真相
“识”通俗意义上就是发现，既然是发现，那么至少与别人有些不同，这个词几乎所有作家都知道，但做到的不多，或者说能发现呈现在作品中的鲜见，能摆脱写作习俗，燃起文学创作不俗烽火的更是不易，要做到这些是需要作家的一种“识”的，否则就很难将一篇散文写好。张宏杰的散文之所以写得优秀，就是因为他胸中有识，由此就避免了与其他写作者的重复，即使是冲撞，也不是在一条轨道上的冲撞。这在他的《曾国藩：意志力的化身》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张宏杰发现曾国藩一生成败的关键词，就是“意志力”，并认为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曾国藩不仅有‘大境界’，还有‘大本领’，这是他从顽强刚毅中锻炼出来的”。虽然曾国藩“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最钝拙”，但“他把儒家精神中刚健有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志诚慎独等优良品质铸到自己身上，涤去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虚伪、阴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达到高尚澄明的境界”。而这只是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绚烂而又凄婉告别演出式的呈现，即使他是“事君至忠，事亲至孝”的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也是苦涩，也是“寸心焦灼，了无生趣”，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于是张宏杰得出一个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论，这就是曾国藩“以圣贤自期，一丝不苟苦学修行，并没有到达儒家理想，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对世事沧桑人心难复深感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极为沮丧。悲观与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传统文化整体的失败”。可见张宏杰的散文在“识”上确实能高出别人一节的。在《女人慈禧》中，张宏杰也发现了慈禧的秘密，就是在其“扮演的双重角色之中，她本质上更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政治家，虽然她刚强能干”，“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并认为“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稳的政治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很成功地完成她的政治生涯，不但会胜过历史上大多数女执政者，也会胜过大部分政绩平平的皇帝。如果是那样，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决不会是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