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接触吕雷是在1993年。那年8月，中国作协组织了一批不同省份的作家沿河西走廊采风，吕雷和我都在其中。那时候有几句话：北京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草民，上海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阿乡，广东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穷鬼。作为一个生活在“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我对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先富起来”的广东人怀着一种莫名的嫉妒和自卑，这偏见让我一开始极力疏远他。但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促狭。吕雷完全没有我成见中的铜臭和优越感。相反，也许因为是惟一的岭南人，在我们这群“北佬”中有一点落寞。嘉峪关上，他主动邀我合影。塞外炽热的阳光下，年青的我们笑得很傻。他一脸的淳朴，像个大孩子。
回家后我从资料上知道，生活在富裕地区的吕雷，最富有的是写作。他的《海风轻轻吹》《火红的云霞》连续获1980年、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长篇、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和电视文学剧本获多种全国性奖项。在广东新时期作家中是继孔捷生、陈国凯、杨干华之后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我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甘肃别后我们疏于音问。偶尔听说吕雷在人前对我的某篇不足挂齿的小文章多有褒奖，虚荣心颇满足。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嘛。
真正密切的交往从几年前开始。退休后，我投靠了在广州安家立业的独生儿子。吕雷的热心给了我特别的温暖：退休后他买了辆新车，把邓刚从大连邀来开车，让刚来广东的我跟着他们在广东、海南兜了将近一个月；之后，怕我寂寞，他不时领上我去打朋友的秋风，唐栋、李兰妮、张梅的饭局吃了一遍又一遍。我很不好意思，说要做一次东，他立刻制止：不必，你是客人；看我拿着低水准的工资在高消费的广州过日子，他积极给我揽赚“外快”的活——讲课、作序、给企业写传；又一趟趟找官员、一遍遍写报告，张罗工作室之类，以使我能有一种体面的方式融入当地的文化圈子……
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是那么认真而执着。不论我怎样声明一向与世无争，惟喜清净，恳请他别劳神费力，别打扰公务私务繁忙的官员，别担心我会饿死在广东街头，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只管我行我素。
吕雷对人的好并非自我始。邓刚不止一次与我说起他在中国作协文讲所第八期的同班同学吕雷，感慨万千。说吕雷怎样受一位并无深交的西北作家委托，去救助这位作家偶然洗脚认识的一个女孩，一而再、再而三地几乎是大海捞针一样在一片蜂巢般的城中村出租屋里寻到这个完全与己无关的女孩；说吕雷怎样被一位朋友欺骗，而这朋友一旦陷于危难，他依旧疲于奔命、四处求人救之于水火；说吕雷辛辛苦苦跑来港商赞助让单位在闹市中心买下了建办公和宿舍用房的地皮，房建好了，却没有他什么事，依旧同老父挤在上世纪50年代的福利房里；说吕雷受委托邀请名家做宣传，有的并不怎么名的名家吃了喝了稿费拿了，末了说“我来就是对你们的支持，文章我是不写的”，主办方心里不爽，吕雷自然最尴尬，但是下次组织这类活动，他还会邀请这名家；说吕雷帮助过的有些人后来恰恰伤害他最深，但吕雷却从不记仇，更不接受教训……说这些的时候，邓刚每次都脸红脖子粗，连作恨声，咬牙切齿：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简直就是好得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