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雷的认真执着，有性格的原因，更基于他品质的纯粹。跟他交往这么多年，无论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人的不是。像我这样情趣低俗的人开玩笑过了头，他最多说一声“也不知道难为情”就算重话了。他有极好的家庭教养。父亲刚进城时就是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一生从不向国家伸手。退休了，惟一参加一次老干部出国游，去了一趟法国，一个人在巴黎公社墙前，右手握拳，高举过头，唱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就回到宾馆等待返程回国。吕雷几乎是他父亲的翻版。某年在重庆开会，休息期间别人都到处游逛，吕雷照父亲的嘱咐独自去了歌乐山，到父亲几位老战友的墓地献花。在中国作协开会，听他发言，就像听报上的社论，义正词严。那次与邓刚三人行，在大学谈文学，邓刚是一贯的妙语连珠，我因为写作乏善可陈，只能拿我仰慕的名作家的轶事搪塞，吕雷则从怀里拿出一大沓早已准备好的讲稿，脊梁挺直，目光如炬，不时拍案，声调铿锵：“作为一个作家，如果我们不拿起笔把这个时代的历史形象地记录下来，那我们恐怕很难对得起作家这个称号”，“在我看来，文学仍然要给读者以希望，点燃他们心中的梦想，促使读者上进，这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云云，让包括我和邓刚在内的满座听得一愣一愣的。去年，参加完陈国凯的葬礼回家不久，吕雷突发脑溢血，好不容易抢救过来，刚能在夫人的陪伴下步行，记忆和语言能力尚未完全恢复，听到张贤亮去世的消息，他不顾“静养期间禁止脑力活动”的医嘱，执意写悼念文章；之后接到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的通知，又执意让夫人护送他赴京开会，不能坐飞机就改乘高铁。对我的仅仅因为家务就请假，他颇为遗憾。他去京的第二天，我给会上的刘兆林去电话，得知他不但安然参会而且担任小组召集人平平安安地主持了讨论，一颗悬着的心方才落定。
今年元旦一早，我给他家去电话问候新年好，接电话的是他夫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10天前，他再度爆发脑溢血，送进抢救室就一直昏迷不醒。医院不许探视，只能在监控视频中看10分钟，我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吕雷上次已经跟死神打过一回照面了，这次也一定能缓过来，打算过两天去见清醒的他，听他再次摆脱死神的结结巴巴但一定不无快慰、甚至有些得意的声音。他是那么热爱生活，有一次听我说懒得回江西参加体检，他盯住我，正色说，为什么不去？多活几年不好吗？他的生命是那么顽强：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上百人，从“黑道”到“白道”，从境内到境外，从官商到民企，从太平洋此岸到彼岸，从股市到楼市，从商场到官场，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官到村官，全方位展现了珠三角地区创业的艰辛和创业者的辛酸苦辣与喜悦的他的扛鼎之作《大江沉重》刚开了个头，他就病倒了。在心脏上装配了两个钛合金制作的人工瓣膜，安静时听着闹钟一样的响声，他又投入了写作。这部调动了几乎所有生活积累的长篇小说出版，被评界指为同类题材中的突破性之作，是广东近年来长篇小说取得的最好成绩。接下来，一部探索广东百年风雨、崛起为改革开放一方热土的政论著作《梦寻国运》写出了几十万字；一部反映粤港澳经济合作历程的长篇《钻石走廊》完成提纲；反映水上人家百年变迁的长篇《疍家大江》也纳入写作计划……
元月2号上午11点，忽然接到吕雷女儿吕丹的短信：“我父亲吕雷因脑出血，并发其他器官衰竭，昨晚8点10分走了。因为一直昏迷，整个抢救过程他没遭太多罪，走得很安详。父亲一直以来都很珍惜您的情谊。万望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