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艳：人所不能承受之真实

　　初读《惊惶庞麦郎》，我感到生理上的不适。“女服务员正在把旧床单扯下来，一抖，毛发、皮屑泼泼洒洒散在空气里。他起身，冲水，马桶剧烈抖动”。这个画面直扑脑海，我仿佛真的看见了漂浮在浑浊空气里的头皮屑。我下意识躲避了一下，仿佛在躲避这个“头发板结油腻，弓着身子站在上海普陀区的街道十字路口，羞涩得似乎想把自己藏起来，抠着手”的男人。如果他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贴着“底层文学”标签的小说里，我都欣然接受。唯独出现在一本人物杂志里，却觉得非常不适。是什么让我不适？是脏乱差的环境，还是庞麦郎漏洞百出的话语和混乱不堪的生活习惯。我竟一时答不上来。

　　这篇报道太细节了，细节到我几乎要不相信庞麦郎就活在身边：“房费每天158元，位于转角，不足10平方米，没窗，大白天也得开灯。床脚的被单上，沾着已经硬掉的、透明的皮屑、指甲、碎头发和花生皮。唯一的板凳上堆着他的褐色牛仔布大包”，“他拎来一袋生花生叫记者吃，然后径直去了洗手间，隔着半透明的玻璃门，一边蹲坐在马桶上一边说，‘我要上封面，必须在最前面，拍照也必须把我拍得帅，你不要跟我耍花招。’”记者用一双冷静的眼睛注视着这个草根的一举一动，尽量还原他的生活。是不是这些扑面而来的细节，让我不适？

　　写实电影，底层小说，都跟我们隔了距离，我们始终在观看别人的生活。我想起热播的家庭调解节目。看别人在电视上声嘶力竭、拍案而起，人们不禁庆幸：幸好咱家不这样。因为不是“咱家”，所以看得踏实，丝毫不会有对自身的联想，还能评点一二。微博上那些悲惨的故事，我们难过地转发、呼吁、伸出援手，但他们，从来不是，也不会(该)是我们。只有距离很远的事情，我们才有力气声讨、悲悯，所有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就不再是事情，而是灾难。我们大概没有想过，那些当事人，只有两条路：往前，硬着头皮走下去；往后，一败涂退回去。

　　再读一遍，我渐渐明白，我感到不适的原因。这篇报道的写法，把我们一开始就摆在了当事人的角色上。还来不及用道德评判，我们就被大量的细节击中——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缺乏教育，逻辑混乱，因执拗而显得可笑。结尾落在“无人喝彩，他为自己按响了屏幕上的‘欢呼’键”。这生活，竟让我们看不到出路。

　　出现在报道里的庞麦郎，打小就是个怪人，“庞明涛(庞麦郎原名)从小在姑姑家长大，自认‘书很用力很乖的’，但因家境和成绩不好，很早就退学了，也不讨人喜欢。聊到家人，他紧皱着眉，把头埋在膝盖上，‘不说他们，没好的人。’成名后，儿时玩伴庞志斌在贴吧发帖，骂他‘想红想疯了’。‘他小时候就是个拐棒子(脾气古怪)’”——很《来自星星的你》不是？

　　这种怪异，一般被归结为成长过程中的先天不足或后天灾变，比如基因病变、父母离异、家庭暴力。庞麦郎虽然家境不好，由亲戚抚养长大，但并没生活在极端环境里，以致可以成为他怪异的原因。这怪异仿佛横空出世，骨子里就带着。对这种人，我们一时难以接受，下意识地远离。而对那些童年不幸的人，我们却愿意贴近抚慰。如果换成作家来写，想必会对庞麦郎的成长过程和心理变化一探究竟，就算不是家庭悲剧，也是被事件触动，有了诱因的性格变化，才使得人物“可靠”，我们看起来才觉得心安理得——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