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位叫余秀华的诗人，因为《诗刊》微信公众号的推荐在自媒体上走红，并迅速延伸到了公共媒体，一夜之间，网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诗歌爱好者。有关余秀华的话题，已经跃出了诗歌这一场域，发酵成一个公共事件。
但是，众多媒体在热烈评价余秀华的时候，给她戴上的桂冠却并不是“诗人”，而是“农民诗人”，甚至不顾社会伦理规范，以其曾经得过的病而将其称为“脑瘫诗人”。这种在“诗人”之前加上的身份识别符号，在对余秀华作品的评判中占据了很高的权重。农民，甚至脑瘫病人的形象，与人们印象中诗歌的优雅气质产生了巨大的差别，使人们对她的诗作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对她的同情成了盛赞其作品的理由。虽然我们对余秀华应该表达一份敬佩之情，但阅读诗歌，还是应该回到诗歌艺术本身。
诗歌，作为与小说、散文、戏剧并肩而立的四大文学体裁之一，在文学性上具有较高的要求。与小说着重于叙述一个好的故事不同的是，诗歌重在心灵的抒发；与散文在传达情感上不同的是，诗歌对语言的运用有非常高的要求；与戏剧需要借助舞台来完成“发表”不同的是，诗歌的写作程序又是最简单的。正是基于此，诗歌曾经被认为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种写作体裁，以至人人都可以将一些句子分行排列后以“诗人”自居。诗歌固然是诗人心灵的自我抒发，但只有能够引起读者强烈共鸣的，才称得上是一首好诗。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诗国”，但回顾中国的诗史，从《诗经》到“李杜”，从徐志摩到海子，他们的诗歌之所以能够不断被传诵，无一不是因为拨动了读者的心弦。
如果我们去掉“农民”“脑瘫病人”的标签后，再来欣赏余秀华的诗歌，也许会得到更中肯的结论。余秀华的诗歌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在意境选择、语言铺叙等方面，确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是，如果像一些诗评家所评论的那样，她的诗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那无疑也是言过其实的。可以说，余秀华忽然走红，部分源自她的诗，部分也源自媒体贴在她身上的身份标签。
诗歌在中国当代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作用，这个艺术门类也曾鼎盛一时，但是，在社会平稳运行的当下，诗歌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产品，与人们世俗的追求并不很合拍，成为少数人仰望星空的产品。当人们不再读诗的时候，忽然见到由自媒体推出来的《在打谷场上赶鸡》等作品时会产生新奇感，同样，媒体也需要这种词锋来刺激当下的文化生活。
由媒体制造的这一场诗的泡沫，让我们认识了一位诗人，但它并不能唤起人们对诗歌的热情。真正的诗人，都只能在安静的一隅从事艺术的追求，这种浮华的炒作给他们带来的，至多是一帘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