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社会审美意识形态，它既具现实性，也具理想性。它既要表现人，也会改造人，使人性、使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崇高和优化。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到文明时代，文学的功劳不可没。文学表现现实的人性并对人、对社会的弱势群体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一直成为文学史上优秀作品的重要传统。所谓“文学是人学”，当然与关于人的人类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和人体解剖学等有区别。文学是从审美的视角去把握人、描写人的。文学的审美性基于真、善、美的统一。其中自然包括人性的真实和对人抱有人道主义的善的向往。文学描写的总是具体的人，所表现的人性也是具体的人性。人性既是在历史实践中发展的，具有社会多层次多侧面的烙印，对人性的复杂而丰富的结构描写，应该为卓越的作家所追求。在文学作品中要非常全面地表现人性的多层面多侧面的结构，往往很难做到。因时代的认识水平和作家的创作动机、创作方法以及文学题材选择的不同，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对人的描写便往往都难于全面，而有所侧重，也有所遮蔽。我以为，即使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批评中是很重要的标准，却难以概括文学的全部价值，也难以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惟一标准。恐怕在中外文学的评价上，我们都应作如是观。否则，我们就无法肯定莫里哀的《悭吝人》所写的吝啬鬼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所写的大骗子，也无法肯定《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因为它们对人性的描写都有偏至，都有突出某一面而遮蔽了、舍弃了其他面。在文学的思想性中，人道主义占有很高的位置，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舍己为人和舍身为国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占有崇高的位置。在它们面前，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惟利是图、只图享乐的欲望主义，却往往显得卑琐、乃至于卑鄙！
因而，如果读者以人性、人道主义作为文学评价的惟一视角和标准，则恐怕会导致文学评价的某种简单化的弊病。比如我们说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学注重为政治服务、突出了描写人的政治性、阶级性，不合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观念，所以不好，应引以为训。那么90年代的系列女性主义小说突出描写性心理、性行为而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人的种种社会性，又怎么能说是全面地表现了人性呢？！我注意到《世纪穿行》一书虽然以人性、人道主义为考察重心，还不完全以它为评价文学价值的惟一视角和标准。如它指出20世纪50年代文学尽管存在过于强调政治性、阶级性而忽视人性其他方面的表现，却没有完全否定那时文学的“红色经典”，认为它们“大多以作家个人的亲身经历或革命经验为基础，从个体体验和艺术打造双重视角力求反映革命历史的不同侧面，并期望在表现历史的深度、生活的广度、艺术的高度上有所建树。客观而论，就文学题材的开拓、人物描写的新颖、历史本体的阐释、红色文本的创造、民族民间文化的转化、文学传统的继承以及语言风格的大众化等方面，以革命历史书写为主体的红色文学的写作，为拓展当代中国文学的表现领域开辟了新的路径。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一具有特殊历史内涵的题材的书写不仅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进而引起强烈关注，而且在不同的时段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思想与艺术颇具特色，堪称优秀之作的作品，以致联袂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的创作思潮，许多作品在十七年以及其后长时间的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演绎、扩充、改编、复制、重构，被一步步打造成不同文本形式的‘红色经典’。”在赞赏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描写男女性爱的文学作品于人性表现的突破成就时，也仍然指出它同时存在的欠缺和问题。如书中说：“从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在‘性描写’上的表现来说，在两性问题的文学描述上最出位也走得最远的，正是女性作家而非男性作者。渲染、挑逗与诱惑成为有些女性作家所谓文学的手段和目的，这些出位和离文学之美甚远的表现，应该说不是真正意义的女性文学所主张的。”